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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性看待知青群体的文化差异(转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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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11-29 14:55:1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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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老友新交 于 2017-11-29 15:02 编辑

理性看待知青群体的文化差异

——对知青文化研究的几点意见

吕书奎  许晓东

             伴随近些年知青活动的兴起与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展开,使我们这些有过知青经历与情结的文化人,由于身在其中,开始对知青这一社会特殊群体予以特别关注。对知青问题,特别是由此衍生出的一些社会现象,开始在思想文化的意义上进行一些先感性后理性的思考,并以此试图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,梳理总结出某些带规律性认知与解读,与社会知青问题研究专家、关心关注知青群体的知青自身,及社会各阶层人士作探询与交流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说知青,研究知青,首先要搞清楚何谓“知青”。“知青”的定义是什么,它的内涵和外延在哪里?我们界定一个人,或某一群体,是不是知青,所依据的条件与标准是什么?
这是研究探讨知青问题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“知青”的全称,应该叫作“上山下乡知识青年”。这一名字与称谓,是谁给起的?从什么时候开始,在全社会叫响的?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应当说,动员和组织城市学生(中小学生)下乡参加农村生产劳动,是我们共和国成立以后,打上世纪50年代起,特别是,五八年大跃进,1960—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,一直延续到文革前,是一条一贯的政策。 “知识青年”的称谓,从那时就有。但,“下乡青年”、“回乡青年”、“支边青年”,是当年社会上普遍的叫法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毛主席那段著名的肯定和激励城市青年下乡的指示:“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,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。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”便诞生于农村合作化高潮的1955年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而“上山下乡”一词,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7月9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题为“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”的社论,开始在全国首次使用的。从此,“上山下乡知识青年”成为全国上下通用的提法,一直沿用到今天,时间长达50年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应当看到,上世纪50年代,到文革前,城市学生下乡,虽然国家政策一贯主张与实施,但它是以单人、个体,分散的、小规模的、没有引起全社会震动的形式,进行动员与组织的。而以文革期间的1968年为标志年,宣告了旧有城市学生下乡形式的终结,取而代之的是,领袖号召,全党、全社会总动员,以不可抗拒的政治运动的形式,从国家到各省市自治区、直至基层政府,一齐颁布行政指令,以积压的三四届初高中毕业、没毕业的几百万、上千万学生为对象,掀起大规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1968年12月22日,毛主席又一著名的指示发表: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,把自己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的子女,送到乡下去,来一个动员。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。”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这一指示,可以看做党和国家过去实行的动员部分城市学生下乡,支援农村建设的政策,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,由此诞生了长达10年的大规模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、数量高达1700万人的庞大的知青群体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最后,1979年底到1980年,中央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带来国家、集体、个人“三个不满意”为理由,从国家政策层面,检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弊病与社会负面效应,宣布了以政府的名义,实行全社会总动员,一刀切、一锅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。
            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看到,文革期间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与50年代、60年代前期,包括中期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有着本质的不同。这种不同带来的差异,在国家,在社会,在家庭,在知青个人,无论在政治上、经济上,还是道德上、心理上,造成了普遍的差异,对个人前途命运,家庭的荣辱兴衰,社会的认知,带给国家的负担及改革的驱动力,全是不一样的。
             因此,我主张,我们研究知青群体文化,不排斥从共和国建立起起步,分成几个阶段,即,几代知青。但是,我们不可以没有重点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重点,应该放在文革中下乡,直至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的这一庞大的知青群体。是这一知青群体,以他们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集体经历,在社会上和国内外造成了相对而言较大的影响,是他们的付出与担当,特别是回城后的“后知青时代”,他们不怨不弃,审时度势,从头再来,广开就业门路,自谋职业,由此改变了我国旧的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,推进和促进了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,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,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。
           我认为,研究知青文化,首先从正视知青这一群体的差异开始。
            同是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,彼此也有巨大的差异。
           首先是下乡的路径与形式不一样。就我们1968年6月,从北京东城区四所中学200多名奔赴黑龙江兵团的老三届学生来说,个人积极主动报名(写血书的都有),大会上表决心,立志要保边疆,战苏修,一展豪情壮志的有;参军、招工,留城,人很少,自己不情愿去,但也没别的地方去,默默报名的有;随大流,大潮流,形势所迫,被动裹挟而去;到后来,六九届,一刀切,一锅端,街道、学校反复动员,大拨轰,不去不行,全都得去。知青下乡,对家长而言,支持的有;不支持的也有;想不通的,横加阻拦的,楞让子女在家呆着,也不下乡的也有。
             再有就是年龄之差。从六九届初中,到六六届高中,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一二岁,文化基础不一,身体发育成熟不一,生活自理能力不一。体质不一样,在相同的劳动强度之下,每人承受的负担与压力不一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家庭背景之差。知青所在家庭,父母工作单位、社会地位,经济条件的不同,所带来的融入集体后,接人待物自我把控能力差别很大。
           还有地域之差。我所在的黑龙江兵团,往大了说,是“京津沪浙黑”五地知青。京津沪三地不用说了,浙江,就有杭州、宁波、温州,及温州所述瑞安县的知青。五地知青距离黑龙江这一边境省份,远近不一,自然环境、生活习惯(卫生、伙食、住宿、着衣)、劳动形式,文化传承,差距蛮大。可以说,那么小的年龄,便离开自己的家乡、熟悉的生活,一下投入并要立即适应几千公里之外的陌生的环境,身体和心理上承受的压力有多大,只有我们知青自己知道。
         先说说下乡时间的长短之差。这也涉及“知青”的定义。
            到底下乡几年够“知青”资格?
           就我知道的,有极端的例子,浙江温州那边知青,下乡当年,只呆了几个月,便户口、档案、粮食关系一概不要,就自行决定,跑回城市了!当然,大部分知青,还是老老实实在兵团连队、在农场,待满八九年、十余年的多;更有在农场呆了一辈子,在那里结婚生子,直至退休的;有下乡两三年,便被家乡城市招老师回城了;有待个三五年,便找关系参军,或转插到老家农村的;那些有特长,表现突出,或两三年,或三五年,便被推荐回城上大学了;还有被选拔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、文化机构、文艺团体的;大部分是在兵团撤销后的1978年底到1979年,像梁晓声小说《今夜暴风雪》里所说,迫于边疆形势和社会压力,从中央到地方,内部有令了,不管病退、困退,找个理由,就可以办回城,大批兵团知青,短短一年多,便走个精光!
          如果下乡时间是“知青”资格的一个“硬指标”的话,那多长时间可以名正言顺的称作知青呢?近些年,有些人打出旗号,以知青名义,向国家要什么“补偿”,知青定义不清,下乡年限不一,回城形式不一,怎么“补偿”?按什么标准“补偿”?!
             再换一个角度说,你从城里到农村,也就干了几年农活,就要国家补偿你,那本地农村知识青年要不要补偿?那世世代代务农的农民,从生到死都在那块土地上,他们要不要补偿?他们也是共和国的公民呀!他们也是人啊!国家制定任何一项政策,都要讲求平等、公平、合理呀!
          下乡时间差不多,但下乡到兵团、农场,与到农村插队相比较,差异更是是显而易见的。
我认为到兵团叫“插队”似乎不大妥当。如叫插队,就混淆了到兵团与到农村两者之间的差别。虽然都属离开城市下乡,又同是下乡到广义上的农村,参加农业生产劳动,但到兵团与到农村插队,有很大区别。到兵团,包括农场,属于被全民所有制企业招工,知青系有编制、有工资、有工龄、有劳保的国营农场农业工人。且属于准军事组织,有现役军人和原农场国家干部领导,日常工作、生活处于较严格的集中管理之下。如,有班排连建制,有集体食堂,吃集体伙食,有统一的作息制度,从事机械化农业生产等等。而这些,插队青年是没有的。他们按劳力类型,按出工,挣工分,挣口粮,分值有地域差别,生活无保障。
           实话实说,插队知青与我们兵团知青,在劳动对象、劳动强度、自然环境上有不小差距;在政治上、经济上、生活上,待遇上,相差也很大,不可同日而语。当然,这种差别是当年我们的计划经济、我们特定的社会结构人为造成的。我们个人左右不了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我是北京东城区六六届初中毕业生,经报名批准,于1968年6月到兵团的。那时属于往届毕业生毕业分配,国家和北京市只提出了四个面向(面向农村,面向边疆,面向工厂,面向基层)的分配方针。在我们之前,从1967年年底开始,已有参军、工厂招工,个人联系边疆农场,零星分配了一些毕业生。1968年四五月间,东北农垦局派员,以组建兵团的名义,来北京招收六六届初高中毕业生。通过各校学生自愿报名,农垦局招工人员和市区教育局学校共同审查批准,共1000多人,于6月13、15、17、19,逢单日发出四趟专列,这是北京第一次有组织有规模地分配安置往届(当时还没有“老三届”的称谓)毕业生,自此掀开了北京知青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历史篇章的第一页。
到兵团不叫“插队”,叫什么呢?叫“下乡”,叫“支边”,叫“分配”,叫“招工”,好像都对,又好像都不准确。根据原国务院知青办老同志编辑出版的《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》一书的权威记述,“插队”一词特指分配到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知青。到农场的,一般称作“安置”。云南出现过“插场”一词,但未被广泛认同。我看,只有用一个大概念了——“下乡”。因为不管你是到兵团的,到农场的,还是到农村插队的,统统都在国家“上山下乡”这个大盘子里边。
            同是在兵团、农场,难道就不存在巨大差异了吗?同样,因地域、自然环境、建场基础、干部素质、任务目标的不同,也会存在巨大差异。
            我曾经在不同时间和空间,向兵团人和非兵团人说过这样一个事实:在我们连队,有专人为青年(那时没有“知青”的提法)宿舍烧水、烧炕,我们从地里一回来就能打开水,吃热饭,睡热炕;我们可以天天喝牛奶,只要你想喝,而且能喝的话;我们不但吃大白馒头,还能在馒头上抹上蜂蜜;生产叫劲的时候,我们食堂三天两头杀猪;麦收时节,我们在田间地头还能吃上免费冰棍;青年探家,生病住院,连队都派车派人送站、看护。
           除此以外,我们还享有许多“福利”,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            我说这些,好多人听了都表示怀疑,有人甚至认为是“天方夜谭”、“瞎白活”。岂不知,这就是我们连队的真实生活。
            当然了,我讲的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例子。因为我们三师十八团三营二十三连,是全兵团的先进连队,标杆连队。连队主心骨、指导员何锡武是转业军官,且是政工干部,会做思想工作,极富人情味儿。连队班子关心青年在全兵团有名。我们连队还出过四届人大代表(全兵团只有两名)。我们连队除农工排、机务排外,还有一个畜牧排,不但养猪,还养奶牛,并每天负责往团部送牛奶。团部喝牛奶还要靠我们,当然我们自己就有“优先”喝牛奶的权利了。我们还发展副业,养蜂、养鱼。炊事班班长是曾入朝作战的炊事员,所做饭菜可口。我们有冰窖,冬天储冰夏天用。我们连队有鳏寡孤独的老人,老光棍,他们干不了重活,就安排他们烧烧水,烧烧炕,打扫环境卫生。
             等等这些,就这么巧地集中在了一个连队,而且这个连队又是我们国家“一五”期间,当年苏联老大哥帮助援建的中苏国营友谊农场的一个生产队,干部都是从全国选派并高配的,基础好呵。
于是乎,我们小青年就“享福”了,就感到了“家”的温暖。至今,我们连队京津沪哈浙五地青年,还有本地青年,共150多名,说我们连队坏话的我还没听到。大家反倒非常怀念我们的连队,想念我们已故去的老指导员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这就是我曾经任副指导员的连队,一个极具特殊性的连队。
     由于在兵团机关工作了九年,我到过兵团六个师、几十个团。因此,什么样的团、什么样的连队,我都有些体验。相对于一般师团的一般连队,特别是开荒新建点、筑路、伐木、战备施工的连队,包括沿江、沿边、林区、山区的团、连队,我们二十三连青年简直就是生活在兵团的“天堂”。
这就是差异。差异之大,不经历者是难以想象的。如果你几年时间仅在一个师、一个团、一个连队待过,对兵团幅员之大,差距之大,是不可能体会到的。
             其实差异又何止生活条件。兵团东西部的气候差异很大;各师团前身农场建立有早有晚,机械化程度不一,干部来源、管理水平不一;现役军人来兵团缘由不一,心气、情绪、干劲、能力不一。就说咱们青年自身,其差异也大得很。地域不一、生活习惯不一、家庭条件(政治、经济)不一。来兵团动因千差万别,有主动有被动。这些都是差异。
            正因为有这些差异,就带来了在兵团的经历、境遇上的不同。经历、境遇上的不同,又带来了对兵团在思想、感情和认知上的不同。对知青群体文化差异问题也是如此。
有时是如伟人所言:“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,不幸的家庭,则各有各的不幸”。
            其实,这话还应具体分析。比如,我接触到的一些兵团的“幸运儿”,如今当大官的,作名人的,成大款的,当年在兵团也自有他们的坎坷和不幸;
而自认为在兵团“受苦受难”、“走背字儿”的,你想想当初,是不是也有和同学、战友一起劳动、一起生活的幸福快乐的难忘时光?
          实际上,受苦与快乐,在年轻人那里,往往是可以同一的。说到底,这只是一种自身的主观感受与感觉。物质生活的艰苦,超过生理负荷的强体力劳动,包括一些不公平的对待,在某种意义上,就是上天赐给你的,是对你意志力和生命力的一种磨练。它既可以使人自卑、抱怨、放弃追求而颓废、毁弃自我,也可以使人忍辱负重、发愤图强、苦中求乐。两种态度,两种选择,两种过程,两种结果,大相径庭,其实最初不过是自身对外界环境的一种不同反应而已。
            看看我们周围,对兵团褒奖者有之,对兵团诋毁者有之,毁誉各半者有之。对当年知青下乡,也是各有各的说法和评论。成功者赞之,失败者恨之,无所谓成功与失败者漠然置之。这都是极正常的现象,我们不想、也没那个能力去硬要分个是非、黑白。我们只想人要活得有“精神气”,既不侥幸窃喜,自命清高,又不咬牙切齿,怨天尤人。我们自尊自重,珍惜自己走过的几十年中的每一天,珍惜那段再也不会重复的难得的经历,珍惜与你共过患难共过快乐的同学、战友的情谊,那才是人间最最值得我们上心去赞誉和呵护的呀。
           如果有了这种对待差异的心态与心理,再回过头来看兵团、看知青的历史,我们是不是可以站得高一些,超脱一些,离开个人恩怨远一些呢,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客观地分析和评论当年兵团、当年知青的那些人、那些事,这样,从我们口中、从我们笔下汇集的兵团史、知青史是不是更具有真实性呢?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综上所述,我看知青,知青是什么?知青是一批在文革中下乡的城市学生(毕业或没毕业的初高中生),他们在文革中下乡,并伴随文革的结束而消失的一个群体;知青已是“过去式”,在回城后的“后知青时代”,这一批人已融入社会,由于工作和职业的不同,已分属社会各个阶层,不再以独立的群体出现;因此,知青已成为我们这些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一代人的青春记忆;是共和国计划经济体制下,大规模动员城市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,参加生产劳动和农村建设的一段曾经的历史;是一场历时十年的,以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、“广阔天地、大有作为”为号召的,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政治运动。
             由于知青群体的诸多的差异,这差异又带出知青个体的百变人生,由此引发对这段经历、这段历史,无论是在感情上,还是思想上,评价不一,褒贬不一,认知差异很大。知青文化研究中,那种试图用一种统一的,所谓正面和负面,所谓无悔和有悔,来简单论述和评价这个曾经的群体和这段历史,从而得出一个统一和一致的结论,是不切实际的。而多种情感、多种认识、多种评价、多种结论(如果能有结论的话)构成的复杂的对知青问题的认知,是正常的。
          文革中,大规模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从开始到结束,只有十余年历史。对知青个人而言,也许只有几年。但不能小看这几年,他是我们步入人生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起点,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和生命的年轮。
            提起这段经历和历史,对个体而言,也许是激情燃烧的岁月,也许是痛苦难熬的日子;也许你会津津乐道,也许你会不堪回首;也许你会留恋与赞誉,也许你会痛恨与咒骂。不管认知差异有多大,但有一点是共同的,那就是,他们都是过去式了,过去半个世纪了。如果按平均年龄80岁计算,那几年知青经历,才占我们全部人生路程的十分之一吧(有人超过,有人不到)。我们的后知青时代,从时间上说,比下乡要多得多吧。现在有人把那十分之一的经历,来概括自己的一生,似乎不妥;用那十分之一的岁月,便把自己冠以“知青”之名,包揽一生,也不科学。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,来看过去,更多了一些宽容和理智,少了一些偏激与幼稚。我们是不是应该以愉悦的心态,面对科技飞速发展、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、国家的进步,人民幸福指数的提升,平和地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。回答应该是的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既然我们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,我们就比没有知青经历的人,多了一份社会责任。那就是力所能及地记录这段历史,分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运动的社会成因,总结它的历史作用和经验教训,给我们的国家和社会,给我们的民族,留下一份宝贵的政治遗产。告诉后人,在共和国的史册中,有这么一段历史,有知青这么一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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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11-29 21:57:35 | 显示全部楼层
文不对题,一家之言,经历不同,感受就有差异,当然结论也就有了更大的差异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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