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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: 楚江

《走过五十年》全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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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9-11-15 19:00:14 | 显示全部楼层
抹不掉的记忆
—戴 宁—
1968年10月,我作为镇江四中“老三届”毕业生,成为新一代回乡知识青年。
到达姚桥汽车站,已是华灯初上的时候,接我的人带着扁担和绳子,抬着我唯一的行李——一只柳藤箱向镇二大队樊家村走去。四周一片漆黑,凭借一轮月色,只感觉到土路是灰色的,心情一下觉得迷茫起来。
我的住处是一间5平方左右的堆草间,墙角竖了几根柱子,搁上几块木板就是床。抬头看着屋顶,月光透过瓦隙斜照下来,到处是蜘蛛网,好在一顶破旧的夏布蚊帐把它隔开,心里又踏实了许多。吹灭了油灯,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第二天天刚亮,就听到几声哨子声,我想,到了农村今后就是靠工分来养活自己了,我毫不犹豫走到社员点名的队伍中。生产队长惊讶地问我,“刚来就上工了?”我肯定的点点头。“那好吧,你就去做场吧!”。我不知道什么是做场,就跟着三位老农来到了一块场地上。原来,秋收需要一块没有碎石乱砖的平地堆放稻子。要把土刨松,撒上稻壳,浇上水,再用石滚反复压平就行了。我将绳子套在胸前使劲地拖着石滚向前走,就像驴子拉磨一样围着场子转,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。农村的劳动就从此开始了。
紧接着就是秋收秋种了,农活也更加多了起来,割稻子、挑担子、挖土沟,起早带晚地跟着农民干,虽然还没有掌握技巧,显得笨手笨脚,却是十分投入的。每天回到家里,全身仿佛散了架子似的。
转眼就到了秋收分配了,社员都集中在队长家的堂屋中,听会计宣布今年的收成和分配方案。那时我们生产队人多地少,虽然一年三熟,产量却不高。除了交公粮,分配到户的人均300斤左右,还包括山芋杂粮。劳动力分甲、乙、丙三种,丙等劳力的工分是不够换口粮的。我知道了工分的重要性,就站起来和队长争了起来:我和他们一样干,为什么只有一半的工分。队长也毫不客气说:你是知青就这样分配,你要和我一样拿工分,就要和我一样干。我毫不胆怯地回答,行!明天就干甲等劳动力的活。话说出去了,才知道干活的轻重。队长也不食言,第二天就把我分配到甲等劳动力农活中,他们挑多少,我挑多少,他们挖多少水沟,我也不落后。那时,我虽然是1米80的个子,体重也只有一百来斤,每天我也是咬着牙挺下来的。起先肩上垫着布,后来就甩掉了,肩上的血瘤和手上的血泡已经化为老茧了,我已经能用三个肩膀挑担,挑多少、挑多远都轻松自如了。村里的农民,特别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,成了朝夕相处的好朋友,干活中相互关心,休工时串门聊天。一年里,我学会了拔秧、插秧、挖沟、割稻、锄草、治虫、种菜、施肥等农活,成了生产队名副其实的甲等劳动力了。
当时,农村种双季稻,一年三熟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。我舍不得放弃争工分的机会,总是第一个站在场上等分配。下雨下雪天,只要有农活我都主动要求干。有时还挑着生产队的瓜果蔬菜到集市场卖,一筐菜、一杆秤、一顶草帽,乐滋滋的叫卖着,很是自豪。不过那时饭总是吃不饱,每天就是大麦粉糊糊,放几个山芋就是一天的口粮。要是挑担子或农忙了,做几个大麦疙瘩就已经很好了。没有荤菜吃,也是自己想办法,背个篓子一晚上也能捉几斤田鸡,第二天一半红烧,一半烧汤,虽没有油花,那滋味实在是太好啦。闲时再去摸螺蛳、钓虾子、捉螃蟹、抓长鱼,也时常能解馋。记得1969年冬天开挖太平河,大白菜猪头肉水饺,我一次吃了七八十个,到河边洗碗都蹲不下来,引得他们直笑我。
  春耕或秋收时,场上堆着一堆堆麦稻,飘逸着特别的青丝味。我时常要求晚上值班看场,躺在高高的稻麦堆上,望着少有白云的天空、明亮的月光和那闪烁的星星,我轻轻的唱着“月亮在白云般的云朵里穿行……”和“抬头望见白斗星……”的歌曲,心中油然泛起对城市的回忆和亲人的思念。
  在农村劳动,既要过苦累关,还要过脏臭关。那时农村化肥是很精贵的,基本都是猪粪、羊粪、人粪和草塘泥。夏种时,把各种粪肥浇在水田里,随即就下田去插秧。骄阳之下,粪便发出恶臭的味道,我和农民一样,你追我赶地插着秧,望着眼前绿油油的秧苗,成就感油然而生。生产队有一个集体养猪场,有五六条猪,猪粪池有近二米深。一次挑猪粪,粪池底部的干粪捞不到,我挽起裤腿就跳下去,一锹一锹地挖到地面上。农民们说我真是个不怕脏、不怕苦的青年。每年夏种季节,我的手脚都因此感染而溃烂。
又到了年终分配的时候,会计公布了结算方案,我竟然是生产队几十户农户中少有的余粮户,还分配了现金3元钱。听到这个结果我流泪了,我的努力没有白费,我已经能够养活自己了,成为真正的农村劳动力了。生产队有个困难户,大家都叫他三小,耳朵有点聋,他不好意思地对我讲他的困难,我随即就给了他2元钱,虽然他直至过世都未还,我心里却非常坦然,毕竟我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。其实,那时我生活也是挺困难的,下放时我也只有3双鞋,一双布鞋、一双解放鞋、一双套鞋。天热的时候都是赤脚,即便是刚割过的麦田,我也是赤着脚走来走去,划破脚是常有的事。两年来我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,买过一双鞋,不是不想,真是没条件。
  后来,我被招工进了镇江钢铁厂,分配在料场,三班倒拖矿石,每天没头没脸都是灰尘,可心里已经非常满足了,这里的脏和苦与农村比起来还算什么呢!
  现在的农村已经是今非昔比了,呈现出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产量翻番,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。40多年来,我经常到我下放的地方去走一走,看望我熟悉的农村朋友。我们那个年代所经历的事情,也是一去不复返了,成了我们那一代人永远抹不掉的记忆。
戴宁:镇江市第四中学66届初中毕业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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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9-11-15 19:00:53 | 显示全部楼层
我在生产队“摸爬滚打”
—李润林—
1968年10月30日清晨,我从镇江一中大操场登上大卡车,出镇江东门,穿过丹阳城,从西门沿着河堤前行5里沙土路到了司徒公社离县城最近的一个村庄,跟着接站的生产队长向西步行了15里田间小路,直至下午三点多才到达下放的生产队——曹甲大队第四生产队,吃上了第一顿农村的饭菜,从一名中学生成为一名知识青年。
第二天,谢绝了队长让我们休息的安排,跟着农民一起投入到繁忙的秋收劳动中。秋收就是收稻,收稻首先去割稻,镰刀不足一尺长,拿在手上没有几两重,但跨着弓步,腰弯90°,挥舞一天的镰刀,腰都要断了;傍晚时分打捆,还要一趟一趟将稻捆挑回晒场。虽然在家也曾挑水,有点基础,但仍然是挑到肩膀红肿不能碰扁担。运稻是用独轮车,两个树杈斜插在车两边,把稻谷交叉码放在车上,稻捆宽出独轮车身的双倍还多,远看只见稻堆不见车。我第一次堆了五层,有三百多斤。由于稻谷是松抛物,一路走一路晃,前面又视线不清,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推着上路,可是在一个拐弯口还是掌控不住,连人带车拐进河塘。站在齐膝深的水中,我仍然赖着屁股,端着车把。众人发力把车拽上来,非但未指责反而给予表扬。生产队会计脱下自己脚上的解放鞋给我穿上,我又继续把车推到场上,以后推车就再也没有失过手。大队到公社的运输主要是靠独轮车,我和一个农民到县城运化肥,共计360斤,我推了四包200斤,沿途劳作的农民都驻足观看。知青能推独轮车成为当时当地的大新闻,在生产队评定工分等级时,我们三个知青评为乙级上等,远远高于同龄的农村青年。轮到没劳力的人家都是我替工。清晨,人家煮好厚白粥,搭上一筷臭咸菜端给我,再送一小袋米和一元钱,我总是把臭咸菜拨掉,只吃白粥,也不收米和钱。到丹阳在饭店吃午饭,都是用米换饭。一次,自己带的米是1.6斤,就换了4蓝边碗的饭,点了两碗菜,吃了个净光,。口渴就趴在路边河塘喝几口水。有一次到丹阳南门推砖,因雨后土路难行,绕道全州公社,来回56里,下午又往返20里去公社用小麦换面粉。夏收、秋收都要送公粮,我都是装上三麻袋400多斤稻或麦送到五里多远的粮库。有一段上坡路,农民有老人、孩子帮助背纤,而我光棍条子,只能一鼓作气,冲至坡顶。露天粮囤有十多米高,扛起麻袋压弯了腰,走在宽只有尺把的跳板上,心发慌、头发昏、腿发抖。不但要扛自己的3包,还要帮不能扛的农民来扛。全大队十一个生产队,每个砌房造屋的人家包括大队书记家都请我帮忙去推砖头。一般一天四趟,往返80里,一分钱一分工的报酬都没有,就是在主人家吃三顿,都是“猪八样”和豆制品。
秋收秋种尚未结束,水利工程又开始上马。生产队缺少劳力,从1968年底开始,直至1974年底,县、公社、大队的水利工程我一次也没拉下,先后挑过九曲河、大运河、简渎河、香草河、新河等。冬天的清晨6点,天色未明,我们就到达工地,从百米宽几十米深的河中,一担一担地把泥土挑上来倒在河堤背后,每天都要完成两天的工作量,稍慢就得加晚班,两个生产队的中间因为谁都想少挑而形成挡土墙,有时达到二三米高,也曾经发生倒塌砸死砸伤人的事。脚下的坡道一片泥泞,跌跟头、断扁担十分常见。这种繁重的劳动总是穿最破烂的衣服,我曾经有两年穿的是同学回城扔掉的破旧棉袄,钮扣都没有,只用两根带子系着,里面一身单衣。睡觉都是在村民灶膛旁边打地铺,最受罪的是靠着羊圈,骚臭得吃不消,但也因疲劳依然呼呼大睡,也因年轻,一觉醒来疲劳也消失了。1974年,我带队挑香草河,让女人挖土,她们挖不成块,装得就少,进度就慢,我只好让她们挑土,男人挖土,四边一切一翻,四四方方,如方凳般的土块就进了挑箕,每担都有一百多斤。结束后,这些女人诉苦,挑着重担走不起来,两腿搓来搓去,大腿皮都搓没了。但挑河也有好处,工分高,不必带口粮,3顿饭有人烧,每顿都有菜,中午还有红烧肉。
夏收以后就是夏种,夏种主要是插秧。我因为过重的体力劳动损伤了腰,经常复发。大队书记让我坚持,说可以有理由推荐我回城,结果农忙季节也没少上一天工。生产队插秧进度落后,就分田到人,家家户户都请来亲眷帮忙。我领了一亩二分的任务,请来大队的上海、南京女知青帮忙。一上午插完,我自豪地说,我们知青就是亲眷,大队的村民都为我能请动这些在他们眼中无比清高的姑娘而震憾。其实,这几位女知青虽然平时农活没有我重,但也是每天在田里劳累,起早贪黑,一刻不得偷闲。插秧以后的田间管理更是在水深火热中进行。在水田劳作和路上行走,赤脚已是常态。
秋季,县工作组进驻生产队,让生产队先分点口粮给农民,队长说等李润林回来,工作组问:他是什么人?队长说,这是镇江知青,队里的司称,分东西都必须经过他。因为村里两派都服他公正不偏,对他放心。工作组里的南京知青都是高干子女,看到我敞怀挑稻捆,都愣在路边,说我们从来不像你这样拼命。我在生产队当个记工员,都是出在人前,进在人后,记工分、扣工分毫不讲情面。我负责派工,天不亮就挨家逐人派工。我让一姑娘挑粪,她说“亲眷来了”,我批评她资产阶级思想、爱面子,挑粪怕亲眷看见。后来懂了些生理卫生知识,才感觉有点不妥。
有次上公社的工程项目,在隔壁大队开渠,遇到一片坟山,挖出许多棺木和尸骨,两个大队的社员就争抢棺材板,我吓得站在一边,看到二队的镇江知青扛着一块棺材板被人追打,我跑过去接过棺材板,扛起来就跑,一口气跑了6里多路,才到自己村上,真有些后怕,这块板后来成为生产队挑水的码头。队长生病去世,是我今生第一次抬棺材,后来新老交替,我就成了抬棺材的“老人”。几年以后,我认为我不得上调的原因就是抬棺材倒的霉,所以后来的一个人去世,无论队长说什么好话,我就坚决不去抬。
我们知道入乡随俗的道理,交际上倒不敢大意。村民请我去喝喜酒,我也随了个一元钱的份子,中面晚酒,晚餐我被村民灌了几碗酒,浑身酒疹,瘦了十来斤。村民上镇江城看病,我尽力帮忙安排住宿。在访仙公社挑九曲河,住在当地村民家中,那个村很守旧,家家没窗,说是怕家里的光被外人沾了。他家要把姑娘嫁给我,吓得我要死,怕被他家扣留做上门女婿。知青在农村被看中的事情太多,大队的常州、南京女知青嫁给农民的过得都不算好。农民看我能做工,身体又好,有气质,城里父母都拿工资,就要把姑娘嫁给我。大队妇女主任来做媒,保证去公社申请材料为我建房;大队长也动员我,劝我不要只图漂亮,要找能劳动的,都被我粗鲁地回绝,后来都说我呆头鹅,不晓得要老婆;又说我瞧不起农民,想城上人找城上人。也罢,免除了多少骚扰。其实,那时怎么敢想这些事,在大队安排个轻松活(如当个民办教师),都不愿意,唯恐因当地安排而不能调回镇江。当时,对于在农村结婚的知青我都不太瞧得起,过了两年我才理解,他们如当兵、提干、招工、病退一样,都是为了生活能好一点,为了一条出路。
我年纪小又一直受到的正规教育,也十分单纯。三队牛房失火,我去救火,头被瓦片砸了几个包,浑身被水浇了个透,二队的镇江知青说我,你要站在墙头上救火,既被人看见又不会伤到身体。五队的南京女知青要嫁给二队的农民,家长十分着急,从南京赶到村上,找我了解情况,我说我不了解,我去找二队的知青来告诉你。可二队的知青说:“不去!去说真话,这个农村青年找不到老婆,让我们在村上怎么活?去说假话怎么对得起女青年家长?”我真不知道别人怎会这么有社会经验呢。
我们生产队以种粮食为主。我们有基本口粮知青不打折扣、工分粮、自留地的粮食,挑河期间又不带粮食,平均每月也能有60斤大米,我们都能把五斤米的饭一顿吃光,连锅巴都不剩。但经常没菜吃,偶尔买上一块豆腐吃上一顿,或者半斤肉烧一斤萝卜吃个几天。母亲总是将咸带鱼洗净切段放上姜葱料酒,封在大口瓶中给我带上,有时就蒸上两块。每当母亲站在解放桥8路公交站台候车时看见南来北往的上班族,总是潸然泪下。自己除了穿用以外,回镇都要改善伙食,还要几块钱零花,自己也一直在自责,20岁的人都不能自立,连买一斤桃酥,买一斤京果粉孝敬父母的能力都没有,精神上的渺茫远比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折磨大得多。知青和家庭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、经济的压力。
从大队到生产队,对我的“政治表现”基本上都是肯定的。我也登上公社的五好社员光荣榜。大队知青推选我当县知青代表,大队多次推荐我招工。1973年,召开贫代会,整理材料上报,推荐我到镇江师专读书,都被公社截住了,可我能怨年轻的大队书记没有资格没有能力?还是怨自己及家庭呢?
匆匆6年多过去了,累坏了稚嫩的骨头,损伤了胃。辛苦一年,挣上300多工分,价值130元,刨去粮草等实物,余支30元。农民给了我荣誉,五好社员、五好民兵、五好民工、积极分子,一张张奖状,我有厚厚一沓。但每次走在返乡途中,我都会默默地祈求再也不要踏上这条路。
直到1975年元旦我被上调回城时,才突然意识到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柔弱的小青年,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
作者简介:李润林,男 ,镇江一中67届初中毕业 ,1968年10月下放丹阳县司徒公社。1975年元月调回镇江,在镇江市供销社市直企业从事管理工作,直至退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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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9-11-15 19:01:33 | 显示全部楼层
少年不识愁滋味
—朱红—
往事如烟,随着岁月的流逝会逐渐淡忘,可有些事和经历却会留在记忆深处永不磨灭,终身难忘,随时会像火山暴发一样喷薄而出。
1967年,中共中央发出了《关于大、中、小学复课闹革命》的通知,那时,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大串连热闹场面,一下子冷清下来无所事事,让我们这些未脱稚气(的)十多岁(的)学生感到很不适应,坐在课堂上,心却总是静不下来。1968年10月,66届和67届的同学都相继下放到农村去了,还有好多人去了边疆,让我们好生羡慕。
那时,我们读过一本长篇小说《军队的女儿》,这本记实小说对我们这一代影响非常大,记得当年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读这本书时,少女们的心上都深深地烙着那个只有15岁的湖南女孩刘海英的传奇经历。她在军垦农场成长的故事让我们热泪滚滚,热血沸腾。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像她那样,满怀着革命的理想去奋斗、成长成一位无畏的革命战士。我们常聚集在一起描绘到边疆插队的情景,大家都说得热火朝天,非常向往那样的生活。
1969年,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搞得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,全国上下,每个城市、每个学校、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个大潮。我们68届的学生也面临着下放。
当时,我未满16岁,不到下放年龄,本来是让我跟着69届上学,和他们一起分配,这时,江苏生产(建设)兵团来镇江招收兵团战士,那时农场的条件非常艰苦,他们怕招不到人,就打着招兵的旗号,夸大了农场条件。一时间,“集体生活,部队编制,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。”的优越条件传得沸沸扬扬,对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诱惑力很大。那时,我是班里的红卫兵代表,工宣队的队长听说有这样好的条件,怕我错过,赶紧到家里来找我,告诉我说:到农场去的同学名单已经批下来了,你年龄不够,赶快去给带兵的人看看,他们如果要你,你就跟着去,不然下批又是农村插队,你就错过这好机会了。
那时,当兵是我们所有人的最大愿望,好多部队子女都当了兵,让我们很眼热,现在当不了兵,到兵团当军垦战士,不也是很好的选择么。我一听就赶紧跟着军宣队的队长去了学校,招工的人看到我问:你个子这样小能扛得动枪么?我一听扛枪,顿时来了精神,响当当地回答道:扛得动。他又问:我们那里生活艰苦,你能吃得了苦么?我用更大的声音回答:吃得了,我什么苦都不怕。就这样,我成了一名兵团战士,这个决定,也改写了我的全部人生。
1969年3月7日,是我永世难忘的日子。那天,江边的码头上红旗飘飘,锣鼓喧天,人山人海,人流摩肩接踵,热闹非凡,挤满了要去农场的学生和送行的家长。码头上也停满了一艘接着一艘的驳轮,像长龙似的排列在江边。父亲一直把我送到上船的地点。有同学的家长在哭,我和父亲却很高兴,说得那样好,我们哪里知道农场究竟是什么样子,虽然依依不舍,但脸上都挂着笑容。
开始上船了,我跟着同学从只能钻进一个人的洞口进了船舱,船舱里铺满了稻草,我们三五成群(地)坐在草堆上说说笑笑,倒也挺开心,完全是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样子,有几个高中的同学在掉眼泪,我们还觉得奇怪,心想,到这样好的地方去,哭什么呢。船行走了三天两夜,吃喝拉撒都在船上,就在我们坐得腰酸背痛又憋闷得受不了之时到了目的地。船还没停靠,就看到岸边有人载歌载舞地跳着忠字舞在欢迎我们,随着汽笛声鸣响,船沿着狭窄的河道边停靠了下来,我们从跳板上鱼贯而下,踏上了射阳临海农场的土地。
我们一中的同学被分配到良种队,后来改编成三营十七连,离场部有15里路。当时来带我们的人没告诉我们有多远,也没车子来接我们,(只能)步行去队里。我们还打着背包,生平没走过这样远的路,走呀走呀总走不到头。泥土路上全是灰,路边空旷光秃的盐碱地上连荒草都不长,远处天地相连,只看到低矮的茅草房。
这荒凉的景象,让我们面面相觑,眼中流露出疑惑的神色。不是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么?这是在哪呢?走着走着,走不动了,我们就坐在路边的草堆上不肯走了,接我们的人说,快到了,就在前面,哄着我们再走,直走得浑身无力,两脚发软才到了目的地。到达后我们被安排到低矮的草房里,草房的一边铺满了一地的稻草,上面铺着芦席,这就是我们住宿和睡觉的地方。这时,已经到了吃中饭的时间,连队做了大米饭和青菜烧豆腐作为中午的饭菜招待我们(后来听说过年才做豆腐)。我们累得浑身都散了架,也觉得自己受了骗,都无心去吃饭,坐在稻草铺的地上哭开了,就这样开始了我艰苦的农场生涯。后来,农场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是这样写的,形象地说明了我们那时的境遇:
部队当兵光荣花,工厂上班幸福花,
公社插队向阳花,兵团战士苦菜花。
四十多年的时光弹指一挥间,许多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淡忘,这段下放农场的场景却刻骨铭心,永远铭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
朱红,女,镇江一中68届初中毕业生,1969年3月7日下放射阳临海农场,1971年4月调往淮阴兵团化纤厂,1985年4月调往镇江船舶动力机厂。
难忘的人生第一站
俞跃江
我的二哥是镇江一中66届初中毕业生,在68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浪潮中,于10月中旬插队到了丹阳导墅公社。那些天,父母比平时沉默了,不时的叹气使家里笼罩了一层压抑的气氛。我知道,这不仅是因为二哥离开了家,让他们忧虑的还有不知道我紧随其后上山下乡的去向。
我们镇江师范68届初中毕业生最初被通知插队到溧阳的戴埠公社,期间突然又有了要到内蒙古的传言,母亲赶忙以我年龄不够为由与学校交涉,教导主任宋老师说也可以跟着69届走。没隔多少天,学校通知我们听临海农场宣讲团来校作报告,这才有了明确的去向。由于担心跟69届走会离家更远,同时觉得农场可能比插队好一点,母亲终于把藏着的户口本给了我。
报告人是临海农场加工厂的陈祥庭,会上向大家介绍了农场的大致情况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总将计量土地的“亩”,念成“敏”,后来知道这是射阳当地的口音,“敏”的发音是我感受临海农场的开始。
69年3月7日是镇江知青离开家乡的人数最多的一天,镇江师范68届初中毕业生们坐满了一条驳船,船舱里透着淡淡的猪粪味。第三天下午,我们在鲈鱼港下了船,随之被告知分配到加工厂的原计划改变,还要走二十多里路到九队去。同学们一下子懵了,大家还没从三天两夜旅途疲劳到面对春寒料峭、满地盐碱的情景中醒过来,却又要走向未知的远方。一些胆大的同学提出不走了,坚持说我们只知道是到加工厂,大家都坐在了电灌站旁的空地上。经过多方协调,我们暂时按原计划留在了加工厂。当晚,我随大部分男同学一起住进了临海农场加工厂的大仓库,40多人分南北两边睡在地铺上。
那几天的晚上睡觉时都很想家,经常一人起头喊一、二、三,大家同时哇哇大哭。第二天还是出操,上工,接受现实。
大约一个月后,未脱稚气的同学们从船上卸大石头时,绳子兜住石块,两人用竹杠抬在肩上,分别在两块跳板上颤悠悠地同步前进;四个人往拖拉机车厢装砂子,每人挥150锹绝不会少份量;当时没有板车,大油布太重了,在场指挥的胡队长挑选出一帮大力士顶上去,人们一路伴随围观的场面至今难以忘怀,每次想起在加工厂的经历,耳边总会响起戴同学等一帮“壮汉”抬盖谷堆的大油布时“嗨哟、嗨哟”的号子声,
加工厂一年多的历史中,更多的是同学们和老职工的交往渗透在工作、生活的细节里。热情、爽朗的杨春明厂长总能吸引同学们敬佩的眼光,我们都看过他家墙上挂着一幅抓美蒋特务时立了三等功的奖状。
加工厂副厂长叫尹先明,是抗战时参加革命的河北籍人,平时总是笑眯眯的看着大家,难得说几句话也是细声细语的。可尹厂长的家却是一个同学们经常聚集的热闹地方,尹师娘快人快语、热情豪爽,看到谁不开心的样子总会主动问长问短,拉到家里喝碗水,唠唠家常,碰得巧还能吃上一点自家孩子都不许碰的“土点心”。时间一长,不少同学对尹师娘都产生了一种依恋。可在当时,年少的同学们谁也体会不到尹师娘不久前失去大女儿的痛苦,以及大儿子回乡后和我们的陈同学一起放鸭子、二个小儿子还很小的生活压力。由于镇江师范的很多同学来自镇师附小五年制学生,到农场时15岁才过了两个月,我们几个成了尹师娘的重点关注对象。
70年冬天算是寒冬,一个人住在蔬菜地旁芦蓆棚中的我突然在一天夜里病倒了,浑身无力、口干舌燥,感觉是发烧了。因天亮后没去上班,种菜的大妈们都赶来看望,还带来一些“油粿子”,她们知道我这是患了重感冒,只不过一贯神气活现的我难得生个病而难以适应罢了。因不和同学们住在一起,也没力气到食堂去打饭,一整天就在床上挨着。迷糊中想起上一次的生病还在上小学呢,那时可没现在的人这么娇气,妈妈搂着我喂了两碗淡淡的盐开水,叮嘱着要好好睡觉,第二天还真好了。在断断续续的思绪中感觉芦蓆门被推开了,尹师娘端来一大碗浓浓的米汤让我喝下去,当时好感动啊!刚想着妈妈的盐开水,眼前就有了尹师娘的米汤,真有一种还是在家里、还是在妈妈身旁的感觉。
随着兵团建制以及警卫连的正式成立,临海农场加工厂的名称消失了,镇江师范68届在农场的同学群体全面分散,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岗位,同学的概念被知青或是兵团战士的称呼所替代。然而,加工厂的经历和形成的人脉关系一直延续着,在我们头脑中留下的记忆则随着阅历的增长被慢慢消化、吸收,一部分转化成了我们的人生财富。
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影响了一个年代的千百万人和每一个家庭,牵动着无数父母的心,甚至对那个时代的风气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人们虽然无法阻挡潮流,但潮流也难以改变人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善良的本性。加工厂的老领导、老职工质朴、善良、务实,在那政治挂帅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,也能感受到他们对知青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热心的帮助,镇江师范68届同学们的幸运是加入了临海农场加工厂这个集体。这种幸运在于:在那个年代,尽管加工厂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,但强调组织、集体意识,是非分明、人心向善、积极向上的精神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,这给同学们的后续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50年过去了,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,我逐渐明白,那个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只是社会内在原因的外在表现,这种表现会因为条件的不同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。而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内心的善良,只有坚定不移的守住本心,才能不被动荡的环境所左右。加工厂的老领导、老职工们正是在这种“质朴的本心”下使我们在人身第一站中感受到一丝温暖,同时也孕育了心中的希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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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9-11-15 19:02:25 | 显示全部楼层
历  练
—隋爱华—
  整理书柜里的旧物时,忽然发现了它。这是一张小弟和我的合影,由于时光久远变得斑驳褪色,可弟弟稚气的笑脸还清晰可辨。我头上戴的那顶风雪帽以及相框右侧“要斗私批修”的最高指示,——呈现着那个年月的历史印痕。它摄于上个世纪,1969年3月18日,68届初中毕业的我,奔赴射阳临海农场的当日留影。
记得那天江边人山人海,送行的人群挤满了码头,有的在反复叮咛着什么,有的噙泪相对无语,一派酸楚凄凉。父母因病未来,我知道小七岁的小弟就在那些人群中朝我张望,实在没有勇气与他对视,更不忍看这离愁的场面,我悄悄地躲进了船舱。汽笛一声长鸣,轮船渐渐启动。哇!船舱外江边顿时哭声一片,震耳的哭喊,离别的惆怅,彻底击垮我最后的那点坚强。我奋力爬出舱口,想再看一眼小弟和故乡的模样,谁知舱里的人都不约而同跑向出口,反而欲速不达,等到我赶到甲板上,轮船已驶离岸边很远了,只看见涌动的江水和江岸上送行队伍的剪影。
水泥船载着不谙世事的我们,迎风破浪,开向那个我一无所知的,叫做广阔天地的地方。此时多么舍不得走啊!让我再看看可爱的镇江,再看看亲人们吧,不争气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,我眼前的故乡变得越来越模糊了。
和衣在船上度过了两天两夜,我们20号上午按时到达了水路终点地。
拎着那随身带的物品,随着大队人马,奔向三队,我们新安的家。它到底有多远,不知道,走了有多远,也不知道。沿途只看见稀拉拉的茅屋土墙,简陋破旧,哪像是住人的地方?但这就是当年苏北老百姓的住房。“还有多远啊?走不动啦”!后面的人大声叫喊着。“快了,快了,就要到了,前面好像有瓦房了”!啊!终于要到了,后面人一阵兴奋,加快步伐向前追赶着凌乱不齐的队伍。远远望去,前方有一块平地,似是操场,三排平瓦房齐齐排着,看上去比较整洁,这地方该是我们的家了吧。可行进的队伍没有停留,继续朝前走了,原来此处是驻军部队营房。大家失望极了,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,恨不得把背上的行李扔得远远的。拖着笨重的双腿迷迷糊糊不知走了多久,就在我感觉似乎快要把自己一生的路都走完时,新家到了。
当天随后到达的是苏州知青,被安排的住处还不如我们。这是事前协商好的,先到的住小家庭,后到的住大仓库。苏州的船只行驶不顺利,后到农场,几十号女生便入住了大仓库,男生则被安排到更偏远的垄子上那些散落的农户家里。
事后才知道别的队大仓库都是给男生住的,太不通风了,怪不得女生们住下后,常常哭成一条声,我们体会不到其中辛酸,反私下里议论,笑话她们不勇敢,真是错怪她们了。其实我们的心境也好不到哪里去,看着面前的一片片盐碱地,看着幼小的孩子拿个青白色圆茄子有滋有味啃着当水果吃,我茫然了。他们的祖辈一直生息在这方水土,没有文化,有人甚至连汽车是什么样都不知道。难道这就是我向往的广阔天地吗,是我将要扎根一辈子的地方吗?我开始埋怨起自己来,为什么不听姨娘的安排去丹徒插队,偏偏执意跑到这鬼不生蛋的农场来遭罪呢!给家里写信时,心中发酸,真想倒倒苦水。可那时要强好面子,只是报喜不报忧,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近况就罢了。
我们开始跟着当地人学习劳动了,帮着摘摘棉花,田里拔拔草,倒不觉得太累。就是吃得太差,夹着杂粮,还算有米吃,饭量大的常常吃不饱。大家到处去赶集,什么八大家啊!千秋桥啊!再远都要赶去买吃的,真得亏了我们那每月十五元的薪水啊!最好笑的是,看见别人吃炒米新奇,也去食堂买二斤大米回来,在小家庭的大灶上干炒加工。炒出来的米粒虽然没爆的那样蓬松,可味道却是香喷喷的,大家聚在一起,吃着聊着快乐着,打断了想家的念头。
那时没书没报,最感兴趣的就是跑去部队营房看电影。虽然天黑路远,累得不行,知道了消息就会约着去看。营房操场上,银幕两面都站满了,人挤着人,有时还要踮起脚,才能看得清。看不到半场就累得蹲下来,歇一会再站起来接着看。归途中,大家手牵着手,快乐地回味着电影里有趣的情节,眼晴睁睁闭闭,跌跌冲冲的往回赶。来回奔波十几里看场电影,这在城市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大家饿着肚子,囫囵觉也睡不成,但只要知道哪里有电影,每次都不肯错过,依然是兴致勃勃赶去观看。可见那时知青喜爱文化,需要知识,多么需要精神食粮来支撑自己,让弱小无力的心灵坚强起来,勇敢面对困境。
嘘!远处响亮的哨子声,划破了晚间的沉寂。“今晚有紧急任务,大家做好准备,马上出发去团部”。到了团部才知道,原来是为知青建房的砖头运到了,水路只能到团部,卸船的任务,就由我们较近的西三队来执行了。
对此我特感兴趣,船位很高,船工架起两块跳板,船边围满了人,敢上跳板的人不多,但总要有人上。那时我勇气还是挺大的,犹豫了一下,也紧跟着前面的人上去,站上跳板毕竟还是战战兢兢的,不一会两块跳板很快站满了人,相互之间保持一段距离。两条队伍就这样排到了很远的路边。经师傅一指导才知道,不是近距离传递的,而是将两块砖头隔空扔给站在另一块跳板上的人,就这样交叉着往后扔,直到送到岸上堆好。这绝活一时还真不易掌握,那晚天又黑,能见度低,砖头扔过来有人不敢接,有人扔不到位,常常失手;跳板也不停上下颤动,站也站不稳。
当大家领悟到技巧后,扔砖接砖顺利起来,跳板的振荡也变成有节奏的动力,砖头也没先前那么重了,越扔倒觉得越轻松自在了。这次晚间劳动,很耗体力,辛苦也快乐着!第一次完成了为给知青建新房运送物资的任务,喜悦伴着向往新生活的渴望。
经过建筑班知青们幸劳的付出,荒滩上的新房建好了。大面积的草滩荒地已开成一条条水田了。我们女生也学着用海门锹挖沟了。当年七月份农闲时节,大家领取了铺板,住进了一排排新瓦房,这就是我们的新点八连。刚刚入住的新家还未装上门窗,不过两天就遇上了麻烦。这天傍晚,雷鸣电闪,大暴雨来了,我们吓得哆嗦着,拎过被单蒙着脑袋,心中企盼着遇到救星,“来人啊,帮帮我们吧”!大雨不断地从门窗外的入口飞溅进来,窗旁床位已不能睡人了,这个夜晚叫我们如何度啊!
“快来帮忙抬空铺板来挡门窗”小班长郭进急得大喊,狂风暴雨夹着班长焦急无奈的声音。对!爬起来,困境面前无孬种,我们抬起空床板,做了临时门窗,挡住了风雨,顿时没有了旷野中大雨倾盆的恐惧。那晚和老天爷干了一仗,我们竟然踏踏实实睡了个舒适香甜的好觉。从那刻起,斗天斗地,在恶劣环境中学会生存已是我们的必修课了。
不久各地知青越来越多,我们又分班了,班长的担子居然落到了我身上,这不是为难我这个不爱说话,稚嫩的,怕得罪人的小丫头吗?一个宿舍住着十二人,吃喝拉撒,工具分配,劳动安排,毛主席语录的学习,早请示晚汇报的总结会,连队批判活动的发言稿,调解矛盾,安慰想家情绪等等,哪是我能做好的。面对镇江某些人的脏话难听,苏州知青伶牙俐齿,爱各抒己见等,我都难以应对。真担心自己干不下来。
父亲文革被斗时曾流露过“不做官,只愿当老百姓”的委屈想法,但他最终用博大的胸怀挺了过来。面对眼前的一切,我能像父亲那样渡过难关吗,想到晚饭后的讨论会也还一筹未展,着急委屈一起袭来,不由鼻子发酸,泪眼婆娑。不,不能哭!我毕竟还担着班长的责任,让人看见,这一排房子六个班的女生要小看我了。
我冲出宿舍,直奔营教导员于洪盛处,站在门外却犹豫了。教导员是山东人,与父亲是老乡,经常鼓励我上进,现在他能同意我撂挑子吗?
顾不了那么多了,我猛地敲开房门,进去一言未发就哭了个稀里哗啦。
也许我这冒失的行动吓着了他,着急地问我什么事?知晓原由后,谁知他只轻轻说了句“没出息”这如雷贯耳的三个字刹时止住我的哭声,真不该来此寻求安慰,原来哭诉是产生这样的印象,我倔脾气上来,一句话未说,转身掉头就跑。擦擦眼泪,心中发誓言,不再怕得罪人,开好今晚会议,干好工作给你瞧瞧,我得把前所未有的劲头拿出来!
农闲了,是放探亲假的合适时机,可是回家的知青,有的不能按时回队,有的长期超假,招致农忙时人员短缺现象。轮到我们探亲了,十几个人一起回到镇江。大家相互都不熟悉,正好趁着难得回城机会,相约去各家坐坐,探望一下各自的父母家人,捎带着农场战友的家信,向他们的亲人报个平安。也许正是这些寻常细节,无形中让我们加深了了解,凝为一个整体,不愿分离。假期要到了,这批人能不能按时回场,谁也不知道,我心里不断犯着嘀咕。出乎意料的是,大家都放弃了超假念头,尤其是铁了心要滞留镇江的大姐(孙家三姐妹),也决定与伙伴们一同归队,让我高兴感动不已。因为有这“老顽固”的进步,我们创下历史纪录,全套人马准时按期归队!这件事受到营教导员的大会表扬,当年我也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。
插秧大忙季节,天还没亮,就得去田里起秧。吃过早饭,赶往大田打水线,挑秧把,插秧,各就各位。有一次起秧偏偏少了冯姑娘。出发时她确实和大伙一块下了床,却没出房门,转身又钻进帐子睡她的回笼觉去了。当时乱糟糟的,床上又挂着蚊帐,一时疏忽让她钻了空子。想到少一个人就会影响任务完成,心里十分恼火,但不能发作,只好耐住性子,提醒她下次别再重犯。第二天起床时,防她故伎重演,索性上去把冯姑娘蚊帐拉掉,就是想睡也睡不成啦!只因当时季节不等人,不得已而为之。事后想想也觉得奇怪,什么时候起原先做事前瞻后顾的自己一下变得果断沉稳,有理有节了?感谢实践这个最好的老师,不但褪去我身上的娇骄二气,并无形中提升了思想认知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和兵团战友们参与过严冬的挖河大会战,经历了春季插秧大忙,很多兄弟连队纷纷前来助阵支持,虽然从未见过面,大家都心甘情愿地把辛勤汗水洒在同一片土地上,真让我们感动难忘。短短十年时间,昔日的盐碱地已被改造为良田,放眼望去,茂盛的水稻绵延相接,长势喜人;金灿灿的油菜花,随风送香,沁人心脾;风光如画,赛过江南啦!我早已深深爱上了脚下的这片热土,这里的一草一木,一砖一瓦,都凝结着我们的青春花絮,铸造过理想的辉煌,她是我心中无可替代的第二故乡。
青春是什么?它是拼搏圆梦的季节,是寻求探索的季节,在那里眼泪和微笑齐飞,拥有与失去同在。也许这才是青春原本的味道,虽然临海农场的“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,但鸟儿已经飞过”。在人生记忆深处珍藏那段青春的光彩,已经足够美好!
(王芳梅协助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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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9-11-15 19:03:04 | 显示全部楼层
黄土高坡知青娃
胡光明(陕西知青)
适应
  1968年12月22日,大喇叭里传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: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”随着上山下乡大潮的推进,我们被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。
当时,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关进“牛棚”,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。大姐大专毕业带走一个大箱子,二姐中专毕业带走一个小箱子,哥哥比我高一届,早我两个月下乡,带走一个装杂物的包装箱,轮到我什么也没有了,我对妈妈说:“把盛米的木盒给我吧。”就这样用纸糊了糊,装了几件打补丁的衣裳,随着下乡大潮涌入农村。
我们插队的地方是陕西省渭北黄土高原,那里到处都是沟沟壑壑纵横交错,一上一下就是十多里路,交通非常不方便。我们坐在解放牌大卡车上,颠簸了七个多小时,直到傍晚才到达村庄。村里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,为我们准备了大锅菜和白面馒头,这在当时来说已经很奢侈了,每人还吃到几片肉。第二天,队长亲自带人来教我们怎样点火烧饭,怎样擀面条,怎样蒸馒头。第三天,我们就开始自己烧饭了。我们小队共分去11个学生,5男6女,十六七岁的我们在家基本上没做过什么家务,初到这陌生地方真不知所措,烧饭时点不着煤火,风箱拉得磕磕绊绊,下面条不知生熟,蒸馒头发不起面。天哪!看似简单的事到我们手里怎么就那么难?六七岁的农村小姑娘点火拉风箱都比我们强。好在黄土高原的老乡非常淳朴,热情,善良,经常有大嫂大婶主动来手把手的教我们。慢慢地,我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
最发愁的是这里严重缺水,水井很深,少说也有三十几米深,绞一桶水需三个人才能完成。一个人在井边拽很粗的井绳,两个人摇碗口粗的辘轳把。如果到了夏天,这样费力绞上来的也只是半桶黄泥汤。当地老百姓流传有一句话,“宁送人一个馍,不敬人一碗水。”因此,我们用水十分节约,除了吃喝用井水,洗衣洗脚都用下雨天积蓄的一潭池水。池水又绿又臭, 里边尽是小虫子,那可是全村人洗衣喂牲口的水池。我们最盼望遇上下雨天,一是不用出工了,二是可以不用绞水了。我们把锅碗瓢盆接到屋檐下,就听到叮叮咚咚的奏起了交响乐,当时特别享受这美妙的乐曲,因为我们最起码可以两天不用绞水了。
最难熬的是晚上,没有电灯,只有一盏小煤油灯。我们六个人经常围着那盏小煤油灯看书。由于灯光暗凑得近,到睡觉时每个人鼻孔都被熏黑了。有时,我们躺在床上轮流讲故事,以此来打发时间。更要命的是炕上小动物——臭虫和跳蚤,每当我们要入睡了,这些吸血鬼就蠢蠢欲动,咬得我们遍体鳞伤。
粒粒皆辛苦
当时农民全是靠天吃饭,一望无际的田野打不了多少粮食,风调雨顺时每亩地打个二百多斤麦子就算大丰收了。我们每天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面朝黄土背朝天,昏昏沉沉睡到天刚蒙蒙亮,上工的钟声就响了,起床后先到大槐树下向毛主席早请示,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,然后队长派活。冬天农闲时,我们每天早晨要到土原上去给牲畜取土垫圈,还要为农忙时储备垫圈的土。11个人拉一辆很原始的铁轱辘牛车,一个壮劳力驾辕,其余人在两边用绳子拉,人像牲畜一样要拉3车土才能下工吃早饭。饲养室的牲畜个个骨瘦如柴,看它们瘦骨嶙峋的身架,我才明白为什么人要代替牲畜拉车,因为只能将它们使在春耕的关键之时。一旦把它们累倒了,我们就更惨了。  
干农活对于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来说,既陌生又新鲜。记得有一次,队长让我去饲养室牵一头驴来磨饲料。让我一个女孩去牵驴?我有点紧张。到了饲养室我学着农民的样子牵出了驴,嘴里喊着口令,谁知这头毛驴一点不听我的话,虽然我牵着驴的缰绳,可是却被它牵着满场跑,拽都拽不住,要不是饲养员跑来帮我解了围,我还不知会被它拖到哪里去。我终于把驴牵到石磨旁,可是拉磨的那套家什要给驴套上,却怎么也挂不好,我拿着那套家什琢磨半天,眼看都半晌了,大冬天急得汗都要出来了,好不容易才套好开始拉磨,一直到下午才磨完。我把家什从毛驴身上解下来一看,傻眼了,因为我把那套家什没套合适,结果驴肩膀被磨掉一大块皮,看着磨破的伤口,我觉得挺对不起它的。当我牵着它在回饲养室的路上,遇见了另外一头拉车的毛驴,它突然挣脱缰绳,跑到那头驴前哇哇大叫,好像在向同类述说它的不幸和对我的不满。我心里难过极了,泪水在眼里打转,任凭它发泄完才带它离开。
  收麦子的时候是最紧张最累的,当地农民都是蹲着割麦,这样割下的麦茬短,可以给牲畜多留点干饲料。我们两条腿被蹲成罗圈腿,站都站不起来了,眼巴巴地望着割不到头的麦田,急得真想大哭。没办法,只好任凭满脑袋晒得流油,硬着头皮往前割。老乡看我们累成这样,很不忍心,不时有人返回来帮我们割一段,我从心里感激这些淳朴善良的老乡。
我第一次给豌豆除草还闹了笑话。豌豆地里套种着菜籽,苗还很小,零零散散的,我视力也不好,也不认识菜籽苗,就把菜籽苗和草一起锄掉了。老乡告诉我,这是菜籽苗不能锄,我感到很羞愧,不由地想起《朝阳沟》里的银环,我和她一样草苗不分,真丢人。秋天是丰收的季节,拾棉花,收玉米,收谷子,收红薯,还有柿子等等。忙得不可开交,虽然付出许多辛劳,但也尝到了丰收带来的喜悦。
一年下来,我们学会了各种农活,也渐渐成长起来。劳动不仅锻炼了我的体能,也锻炼了我们的技能,更重要的是尝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,懂得了付出与收获的关系。
基石
1969年,毛主席发出“三线建设要抓紧”的号召,从西安修一条铁路到韩城,经过我们那里。听说这是一条备战铁路,过黄河后与山西的候马连接,可达北京。当地农民都被派工修铁路,我们在后方供应路基石,从大沟壑里开采青石,然后每人用一条麻袋垫在背上,再用绳子套着石头背在背上,把石头从大沟底背到沟上后再过称,根据重量计工分。那时一个全劳力挣八分工,合人民币一毛钱,我们只能算大半个劳力挣六分工,每天合人民币七分五厘钱。
我当时体重只有九十斤,每趟要背六七十斤甚至背过八十多斤重的石头,沿着之字形的小路一步一步地挪着步子,上上下下要背三四趟,汗水顺着发丝流到发梢,一路上没有人说话,只听到人们沉重的喘息声。队上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叔,有一天我看到他背着很大一块石头脸色发青,从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,他就这样走了。石方任务完成后我们又开始把背上来的石头用锤子砸成小石块,那时没有手套,天天把手震得发麻,手上磨出血泡和老茧糙得像锉刀。砸好的小石块同样要过称,完成任务记工分。最后再用板车拖到四公里外的路基上。这段艰苦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,以至于后来一看到铁路上的基石就会触景伤情。
水库
1970年,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号角吹遍全国,我们公社和防虏寨公社要建一个团结水库,每个村队都要派工,我和部分老乡一起被派去修水库。工地上热火朝天,彩旗招展,大喇叭里不时传来革命歌曲和八个样板戏,还有鼓舞人心的口号声。“农业学大寨”是一面旗帜,鼓舞着人们与天斗,与地斗,与人斗,与大自然斗。我们每八个人抬一个大石夯,喊着号子拎起来砸下去,把地基夯实。两个公社各成立一支铁姑娘队,互相打擂台挖土方。那时没有机械,全靠洋镐、铁锹、板车等工具。凭着朴素的感情和满腔热情,推着板车跑得飞快,玩命地干。后来我又被调去打炮眼,抡着八磅锤,打得钢钎都翻卷了,每天要换好几根钢钎。实在累了,就同大家一起以唱歌和革命样板戏来提精神。那时年轻,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,还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铁姑娘,感到很自豪。乡亲们看我踏实肯干,还把我评为红旗突击手标兵。在水利工地上,最大好处就是能吃饱肚子,而且不用自己烧饭。每顿发一个大杠子馍,(就是长形的馒头)我饭量小,吃半个就够了。有一次,一个老乡告诉我,队上的同学没饭吃了,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,她们就像我的姊妹,我怎能忍心让她们饿肚子。我赶紧把平时省下的馍票换成馍馍,请老乡帮我带给她们。后来听同学说,那天她们正愁没饭吃,饥肠辘辘时忽然收到老乡带来的馒头,喜出望外。我帮她们度过了一时的困境。
香酥花椒叶
在我下乡插队的房东家有一棵花椒树,我们有时烙饼或蒸花卷会摘点花椒叶像撒葱花那样撒在面层里,做出来的饼或花卷特别香。当地风俗在嫁姑娘、娶媳妇、祝寿或婴儿过百天等喜庆日子里,都会做各式各样的花馍。那些大嫂大婶们心灵手巧,个个都是能工巧匠。她们先把面发好,然后把花椒叶切碎加盐、油与面柔和做成面基,外面包一层雪白的精粉做成狮头、虎头、龙头等形象,再在上面插满各种颜色的面花,有表示吉祥如意的鸟、凤、蝶、花等造型,色彩亮丽,栩栩如生。看起来就像古装戏里的凤冠,煞是好看。
当地还有一风俗,小媳妇生孩子在月子里要吃一种石头饼,就是把面粉加花椒叶、油、盐揉和起来擀成薄饼,在锅里把石子炒热取出一半,将薄饼摊在石子上,再把分出来的石子盖在饼上,用石子的热量把饼炕熟,这种饼吃起来又香又酥,让人回味无穷。
红豆最相思
    粥,从小到大不知吃过多少,白米粥,菜粥,小米粥,八宝粥等等,粥的香糯、滋润、滑爽给每个人舌尖和胃肠留下美好的记忆,但在我脑海里记忆最深刻的是一碗暖暖的红豆小米粥。
    那还是下乡的年代。当时为搞水利建设,我被生产队派去修水库。和我同住的是外队的三个同学,其中一个同学高我一届,但交往不多。原因是她从小性格内向,孤僻,很少跟人说话。在学校时所有集体活动都不参加,老师也拿她没办法。有一天,同住的两个同学回队上去了,屋里就剩下我们俩。现在已记不得是怎么引起的话题,她突然对我敞开了心屝,我才理解了她内向孤僻的性格。
    她从小是由奶奶带大的,直到上学才回到父母身边。由于长久没在父母身边,猛一回来不习惯,跟姊妹们也生分。所以,在这个家里她感觉自己是个外人。她很勤快会做事,她父亲经常会夸她,这让她感到一些温暖。后来家里出了变故,她的父亲突然离世了,她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,仿佛天塌了一般。她流着泪慢慢向我诉说着内心的痛苦,我含着泪静静地听着,时间仿佛凝固了。眼前浮现出他的父亲:她的父亲是一个水管工,一个很和蔼的大胡子伯伯,整天乐呵呵。世事有变,没想到他走上了黄泉路,给女儿留下无尽的思念。
    自从她向我倾诉了心里的痛苦之后,心情似乎好些,话也稍加多了起来。有一天,我突然生病了,肚子疼了一夜。第二天,同学们陪我去找赤脚医生看过病吃过药,我安静地睡了。忽然听到敲门声,打开门一看,房东大嫂端了一碗热呼呼的红豆小米粥进来,说:“你同学说你病了,让我给你熬碗粥。”我赶紧接过来道谢,没想到不善言谈,很少与人交流的她会为我求房东大嫂熬粥给我喝,心里的感动和温暖无以言表。我感谢大嫂的善良,感谢这位同学的真诚,我觉得我没有为她们做什么,却得到她们的关爱和温暖。就是这一碗粥一直暖在我心里。忘不了那个伤心凝固的夜晚,忘不了那个孤僻的她。后来我们从水利建设下来,从此再没见过她,听说她回西安了。
    参加工作后,我还是念念不忘那一碗粥,回乡下去看望还在农村的同学时,还特意去了她的队上,想再次当面感谢她,然而却扑了空。同学说她一直没回来过。我拿出纸笔给她写了封信,托同学在她回来时转交给她。后来同学们都招工参加了工作,那封信也不知道她收到没有。
    时间一晃过去了近五十年,那一碗红豆小米粥在我心里回味了大半辈子。它是一种情,是一种回忆,更是一种思念。我的同学,你现在还好吗?
友情
  由于我个性踏实,吃苦耐劳,老乡对我评价很好。两次推选我当公社的劳动模范,还当上公社和县里的优秀知青。1970年9月第一次招工,我们大队共50名知青,他们推举我和另一个男生去参加招工,结果被一个回乡知青走后门顶掉了。知青办主任对我说,下次有招工机会一定让我先走。那时的我很单纯,也没多想,听天由命吧。我的一个同学叫陈亚芳,是我的发小,她家境挺可怜的,母亲带着四个弟妹也被下放到农村,离我们村三十多里路。大弟弟在农村得了骨癌去世了,妈妈拉扯着其余三个不懂事的弟妹在乡下,日子过得非常艰难。我找到知青办主任,向他讲了这个情况,我说:“如果下次来招工,就让她先走吧,哪怕我走不了也要让她先走。”后来,陕西第二合成制药厂来招工,她被顺利录取。送她走的时候,心里很惆怅,一是好友要走了,二是不知自己的未来在哪里。我哭了,但我没后悔。
  1971年9月,西安铁路局韩城水泥厂来招工,终于结束了我的下乡生涯,从此我成为了一名铁路工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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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9-11-15 19:03:43 | 显示全部楼层
土法制盐
—徐友生—
1969年春,我下放到射阳临海农场,下船后喝着咸咸的水,看着那白茫茫的盐碱地,心中充满苦涩。没想到,几个月后我竟学会了制盐。
当然,临海农场并不产盐。相反,农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盐碱地,知青们在草滩挖沟放水冲刷盐碱,就是为了改良土壤种植水稻。
盐碱地是我们的大敌,说起我与盐结缘还有一段小故事。
下乡三个月了,没有好好开次荤,知青们一个个肚子里寡得难受,听老职工说十几里外的“八大家”集镇上有便宜的肉和鸡卖,于是,休息天我就和两个知青去逛小镇。这个不足百米的小镇(那天)熙熙攘攘,大多是知青,街边小吃店(也)坐满知青,一个个好像大财主,呼朋唤友,仿佛吃东西不要钱似的,其实每人也就花块把钱。卖烧饼的炉子前排成长龙,那老头忙得汗流浃背,开心的笑容堆在脸上,嘴里还不停跟大家打招呼:“快了,下一炉马上就好。”
是啊,他卖了一辈子烧饼,从没有过这么火爆的生意。
我们最关注的是鸡,沿着街边摊贩逐个观察,看谁的鸡既大又肥。终于在街尾看见一个匆匆赶来的汉子,篮子里有三只鸡,一眼就被我相中。小曹想讨价还价,那汉子说:“小兄弟,我这些鸡一点食都没有喂,你摸摸看,这几只都是下蛋的鸡,要不是急等钱用真舍不得卖呢。”
我看他话说得实在,就把鸡全买了下来。
午后,我们准备回农场,恰巧那汉子也回家,同路,于是便聊开了。他叫许友文,谈吐不俗,不像一般农民,高中毕业在家务农,弟兄三个没分家,他是老大,家里正忙着给三弟盖房子,卖鸡的钱就是用在盖房子上的。在他眼中我们知青都是有钱人,每月有固定口粮和工资,让他羡慕得不得了。有句话我至今都记得,他说:“你们知青真傻,同样价钱吃鸡不如吃肉,鸡杀了,去掉毛和肚货,再加上骨头就没什么肉了,哪有吃肉划得来?”
我只能说各是各的味,其实心里很酸楚,养鸡的没鸡吃,和织布的穿破衣一个道理。走了七八里路,许友文到家了,就在路边不远,他非要拉我们去歇歇脚,我们出于好奇,也想看看农民的生活就跟他去了。
刚走到村口,许友文就兴奋地喊来客人了,其实就是不喊那些盖房子的人早就看到我们了。他家两位老人很热情,搬来凳子,倒上开水,那些邻居和盖房子的人也都围了过来,问长问短,让我们心里暖暖的。在交谈中得知,许家以前是富农,他上高中时成绩在整个公社数一数二。说话间,我打量着已盖了大半的房子,四間土墙,毛竹桁条,一大堆茅草还没盖顶,两个木匠正在打门窗。许友文笑着说:最花钱的是买木材,砌墙的都是乡亲,管饭就行。
大家正聊得起劲,老人端着热气腾腾的荷包蛋过来,嘴里直打招呼:“对不起,家里没有糖,放了点盐,将就吃吧。”
我们再三推辞,盛情难却,三只蛋每人只吃了一个。
就这样,我们和许友文成了朋友,房屋上梁那天,我们三个人都应邀去了,每人出了两块钱的份子,坐上席,许友文很开心,激动得脸都红了。那些村民直咂嘴:“哎哟,老大怎么遇到这么好的朋友!”
因为经常走动,双方交情越来越深,许友文几次要送盐给我们,都被拒绝了。知青吃食堂,要盐干什么?如果是糖还差不多。
当时没往深处想:他哪来这么多盐呢?
有一天休息,我独自一人跑去许友文家玩。
当时他正在屋前地上摊晒着一堆草木灰,我有些纳闷,读书时听老师讲过,草木灰含有磷,可以当肥料,难道做肥料之前还要先晒一下么?而且就那么一小堆,撒到田里又能起什么作用呢?
许友文说:“这些草木灰是用来制盐的。”
草木灰能制盐?出于好奇,我向他学会了制盐的全过程。
苏北沿海到处都是白茫茫的盐碱地,盐碱地含有大量盐份,怎么才能把地下泛出的盐收集起来呢?首先将草木灰用干净水拌捏成团,摊晒到半干时,再把草木灰均匀的铺在盐碱地上,这时,地下的盐碱就会往上跑,待太阳晒干后收集起来。草木灰吸收盐后份量变重,即使晒干风也刮不走。
农村人土法制盐,如何从草木灰里提取盐也是一个学问。
午饭后,许友文带我走到他家屋后,只见地上有几个土坑,深浅不一,前坑底部有竹管斜着连通中坑,中坑下面还有竹管连接到后坑水桶里。这时,他三弟正把收集起来的草木灰倒在前坑里,然后注入清水。
许友文说:“灰里的盐分会随水流走,滴在桶里的就是盐水。”
接着,他又领着我走到河边,只见凹地处已用塑料布铺成池状,里面有一层淡黄色的浅水。许友文说:“把从草木灰中渗出的盐水倒在池里,慢慢晒干后就变成泛黄的大籽盐啦,如果倒在锅里熬,就成了白净的细盐。不过,为了节省点烧草,村上人很少煮水熬盐,反正自己吃又不能卖。”
我恍然大悟,此后,一有空就去他家帮忙。
盐城,听地名就知道这里产盐。
我下放的射阳县临海农场,就位于盐城北面的海边。
人们平时吃的盐。大体有海盐、湖盐,井盐和矿盐,产量最大的要数海盐,江苏紧挨黄海,人们食用的基本上都是海盐。现在的人知道盐有食用和工业用两类,根据人们需要食用的又分精制和加碘等品种。然而,在我们当知青的那个年代并没那么多讲究,只有细盐和粗盐的概念。
在物资最困难的年代,盐一直是敞开供应的,价格稳定也很便宜,盐的花销非常有限。尽管如此,沿海农村除了种田没有其他收入,于是,家家户户都自己晒盐。他们制点盐不是为了卖钱,也不敢拿去卖,想卖也没人买,只是为了一年省个十块八块的开支,有时,送给亲友也算是个礼品。至于这种盐对人体是否有害,谁也没想过,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来的。
盐是人们生存必不可少的食品,自古以来就是国家重要税收来源,也是国家专营管控商品。一切私制、运输、倒卖行为都是违法的,会受到严厉制裁。但,苏北沿海地广人稀,村民们在滩涂中搞几个小盐池,谁也发觉不了。他们生产的都是白中泛着红黄的大颗粒盐,色泽并不好看。
那个年代产盐区管得松,记得我们连食堂后来也买过土制盐,每次都有好几吨,比供销社价格便宜两分钱一斤,村民用拖拉机送上门。我估计其他连队也用这种盐,进一次盐便宜两三百元,可不是小数目。
土法制盐,源自远古,作为劳动人民的一种生存智慧,值得后人记住。这也是我在临海农场以外学到的唯一技能。
当我调回城后,许友文常到镇江来玩,我们已成老友。
徐友生,男,1952年4月生于武汉,1968年镇江五中初中毕业。1969年3月下放到射阳临海农场,1979年1月返城 ,镇江市知青作家协会,市作协会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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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9-11-15 19:04:34 | 显示全部楼层
伤  痕
—童庭伦给廖耀红的一封信—
耀红同学,你好:
7月份同学聚会,你约了我写一篇关于知青生活的稿件,并且要求是当时的真实感受。我曾也多次想把这一段今生难忘的经历写下来,但是真正静下来动笔的时候,回忆过去就像揭开自己的伤疤一样,有种痛不欲生的感觉。为了此稿件,我心里充满了矛盾和焦虑,更可悲的是白天回忆片段竟然在梦中多次出现,将我惊醒,虚汗直淌。我爱人极力劝我不要写了,你为了这个睡不好吃不香,都这么大岁数了,找这苦头吃干什么。谁还愿意回首那不堪的往事呢,我知道她也是感同身受,因为她也曾是一名上海的下放知青,不管我们现在生活的怎样,知青的经历在心底将是永远抹不去的疼。
耀红,你还记得1968年10月18日的上午,去丹阳插队的四中的同学,都黑压压地都集中在那小小的南门火车站广场上,喧哗声,吵闹声,嘱咐声一片。在我身边的一位二(2)班女生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,随后竟引来了一大片哭声,看了看周边,男同学们个个痛苦悲伤的面容,那惨状至今徘徊在脑海,挥之不去。当时,我拍了拍她的肩膀,轻声说:“别哭了,哭有什么用,挺起胸走吧。”
我记得那是十月天,已经进入了秋季,整个天空灰蒙蒙的,像一块重铅压在心头,让我喘不过气来。就在前几天,也不知道手拿着户口本是怎样走出大市口派出所的。但我深深地痛苦并且知道,我已经不是镇江人了。故乡将离我而去,当时心里特别沉重,拖着仿佛灌满铅的腿,一步一步,艰难地回到家中。看着一脸愁容的母亲在整理我的行李,我清楚地知道,如果我不下乡,可怜的母亲将为此会挂上牌子,以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而被游街。这是母亲的上级领导几次来我家动员下放时发出的最后通牒。
当天一早,我扛着行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,母亲就已瘫在床上嚎啕大哭,哭声一阵阵在撕裂着我的心,我只能加快了离家的步伐。
    农村究竟怎样?这是每一个同学的心中疑虑。广阔天地是否大有作为?艰苦、贫困、落后、愚昧的现状教训着每一位天真的同学。
迎接我们进村的是一群穿着破破烂烂的、灰头土脸的天真烂漫的小学生。他们在归真大队坂上村头,用正宗的本地丹阳口音,起伏不停地喊着: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”一边喊一边跳,那趾高气昂的样子,彻底击垮了我们已经脆弱的自尊心。我们成了多余的人,一个在社会上找不到定位的人。命运把我们无情抛到了极度贫困、原始、落后的广阔天地,苦涩和悲痛之感不由从心中凉到脊背。
我们住的房屋是原先的猪圈,与当时的猪舍中间隔了一道土坯墙。空气中发出一股发酵的猪粪臭和熏人的猪尿骚味,猪圈那边传来猪的嚎叫声,屋顶挂满了灰尘蜘蛛网,还能见到星星点点的天。
吃啥?生产队长和贫协代表让我们先与生产队里借稻子,然后用箩筐挑到大队的稻米加工站加工成米,这个过程少不了,不然就吃不成饭;菜需要自己种,专门分了一垄地给我们,我们看了心里凉了半截,小小的一垄田里长满了杂草,菜还不知道在哪里,不种出来是吃不到嘴的。
更糟糕的事情在后面呢,每天都是鸡叫忙到鬼叫,出力不比别人少,每人每天只给六分工,与我们干同样活的男劳力是十分工。学大寨同工同酬,凭什么我们辛苦一天只给六分工?当年,村里十分工是一毛一分钱,知青的六分工只有六分六厘钱。看来,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拿不回口粮了。为了生存,我与队长据理力争,队长苦恼地跟我说:“我们农民从内心是不欢迎你们来的,你们一来,分了我们的口粮,分我们的稻草,而且这个考工政策是队委会研究的,无法更改。”
晚上,贫协代表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给我们上政治课:“你们不好顶撞生产队长,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,你们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要通过劳动汗水来好好的改造……”
太阳依旧每天照在坂上村,苦难的生活一天一天在艰难中煎熬着。天刚亮,队长的哨子跟叫魂一样,在每家每户门口吹上几遍,无情地将你从床上拉起,睡意懵懵地扛着锄头去上早工。农民下工了,还有家里老人小孩烧好饭,再苦再累有个现成的饭菜可吃。而我们知青再累,回来必须自己烧饭,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搅得人前心贴后背。最艰苦时,我们就着盐一天只吃两顿饭……我们真正尝到了什么是饥寒交迫。
1968年的冬季来得特别早,清晨,对面的水塘已经结起了薄薄的冰,寒气把人冻得缩手缩脚,如何解决生活上的极度贫困的局面,饥饿寒冷在折磨着我们。就在此时,公社下达挑河任务,最最吸引我的是挑河的待遇:每天早饭是十个米粉团;中饭一斤米饭加红烧肉与青菜,晚上半斤米饭加青菜,一天10分工。我二话不说,立即报名,带上被子、钉耙,挑着担子,参加了挑河大军。
河沿上插满了彩旗,写着革命口号的横幅标语在寒风中猎猎飘扬,高音喇叭在不停地唱着《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》等革命歌曲。工地上的一片热气腾腾,人山人海,我沸腾的热血战胜了严寒。卷起一条打了多个补丁的裤脚,搓搓双手,挺起胸膛以战斗的姿态激昂地投入到挑河大会战中去。
  挑着沉重的泥块一担一担地咬紧牙关往上冲,肩膀红肿算什么?天寒地冻不弯腰,战天斗地呈英豪。大干半个月,拿下蒋墅河。革命口号震天响,气壮山河斗天地。天空不做美,雨加雪下个不停,浑身上下全是泥土。球鞋的后跟被撕了一半,用稻草绳扎起来很管用,但是时间一长草绳磨破了。关键时刻,我的好同学贺强给了我两双草鞋帮我解决了大问题。他真聪明,学会了打草鞋,即防滑又跟脚,穿上真是太舒服了。肩膀的红肿最终成了一个很厚的肉瘤,这个永不消退的肉瘤,作为知青下放的纪念,伴随我到现在。
在冰封雪化泥泞不堪的河堤上已奋战了13天了,有不少生产队完成任务拔旗回村了,快过年了。由于我们队的强劳动力少,分配的任务没有完成,看着别人回家了,大家人心涣散,牢骚不少。队长拼命地吸着劣质烟草,抓了抓只剩几根毛的秃顶,又测量了一下剩下的土方量,声嘶力竭地进行鼓动,声称:“中午这顿饭放开肚皮吃,不受一斤的限制,取消中途休息,革命加拼命,力争两天完工。”我们几个壮劳力主攻最难啃的土堆,体弱的用钉耙筑深台阶,铺设稻草防滑,确保上行的路通畅。力争阴历二十七完工,回家过春节。当时真的准备是在河提上过革命化的春节了
总攻开始了,大家喊着号子,轮番地歇斯底里地朝上冲。早晨的10个米粉团子,到了上午九、十点钟肚子就饿了。下午三点多钟,一斤米饭早也不知去了哪里,强劳力的付出加快了消化功能。看到河堤上小姑娘手提着元宝篮叫卖三分钱一只的京江脐,真想买两只充饥,但空荡荡的口袋里身无分文,少做美梦吧!
终于在腊月二十七下午四时许,全部验收合格,大家迫不及待地在水塘边清理工具。冒着朦朦的雨夹雪,顺着泥泞的田埂,一脚一滑地向村里奔去。
我按早已打算好的计划,回家过春节!回到村子里后,立即将一条旧裤子用绳子将两个裤脚扎死,将一缸里仅存的二十余斤的米倒入裤筒里,封好二头,出门立即奔向车站。因为时间不允许我再拖延下去,吕城到镇江的最后一班车是五点多钟。我顾不了一切,思乡心切,扛着米袋顺着洋龙坂飞奔。赶到了吕城车站,车子已开走了。冬天黑得早,整个车站空荡荡的无一个人。我焦虑徘徊着:怎么办?天无绝人之路,我突然想起老同学的一句话:铁路上任何南来北往的货车,经过奔牛站必须加水。主意已定,时间不允许我多想,立马顺着铁轨旁的小路向奔牛车站跑去。
到了奔牛站,立刻寻找镇江方向的火车头,天不负我也,在不远处一列货车在雨雪中正喘着气加水。我防止被铁路工人发现,避开火车头猫着腰,一节一节的车厢查看,但是都是锁得好好的,只有中间两节装焦碳的车皮没有上锁,其中一节只装了一半。漫天飞舞的雪花落在焦炭上,静静地覆盖在上面,我毫不犹豫地顺着梯子爬了上去,精准地选择了一处焦炭堆凹的,顺势背着车头的方向躺着下来,耐心地等待着火车启动。此时,从车头那边传来了铁道工用铁锤敲打车轮的声音,随着声音越来越近,我心绷得紧紧的,龟缩在焦炭堆的小角落,清晰地听到他爬上我这节车厢,并且用手中的信号灯朝我这里晃了晃,我想完了,肯定是要来赶我下车的了。我顺势看了他一眼,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,头上戴了顶棉帽身穿铁路大衣,他看见了我后深深叹了一口气,下去了。太兴奋了,我遇到了好人啊!我这可怜虫得到了怜悯;否则赶下车就全玩完,那真是不敢想象了。不多时,随着汽笛一声长鸣,车轮滚滚向前出发了。大灯穿刺着前方的黑暗,乱舞的雪花被无情地抛在了车后,突然感到一切是那么美好,我立刻调整了情绪,双手擦了擦潮湿冰冷的脸,因为这不是客车,有乘务员提醒你到站下车,你必须睁大眼看着站台,丹阳、新丰、三山、镇江南。镇江快到了,我的心绷得直跳,因为同学关照过,在进镇江站前有一个弯道,此时火车必然减速,一定要选择在这个关键时点跳,注意身体要向朝火车头跳。一排排灯柱被迅速抛在后面,前方一片灯光处估计是南货场了。我爬到货车边,听到货车咔嚓咔嚓的刹车减速声,快到弯道处了,我将米袋先抛下去,然后顺着铁梯往下爬,到最后一节时,顺着车头的方向纵身一跳。货车很快穿梭而过,在不远处找到了米袋,扛上肩,穿过铁丝网,到了南站的马路上。镇江,我回来了,那种兴奋劲就别提了!
雪花在昏暗的路灯下胡乱飞舞,马路上空无一人。一路飞奔到家,推开门,父母姐弟们都愣住了。也许是全身沾满泥巴,活脱脱一个饱经风雪的农民形象在他们面前。还是母亲先开口:快!快!快进来!赶紧叫父亲打洗脸水,我放下米袋,疲惫地坐在凳子上,洗着父亲打来热腾腾的洗脸水,和弟妹们讲述着刚才跳车的经过。突然眼前一黑,通的一声栽倒在地上。当我醒来,我已头枕在母亲的怀中,她在手不停地掐我人中,父亲手捧着一碗糖开水喂我。我醒了,惨白瘦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,可是不争气的泪水却顺着脸庞淌了下来,不知那是幸福的泪水,还是苦涩的泪水……
耀红同学,我再也无法写下去了,我们是这种年龄的人了,也不愿意讲违心的话,这就是你约稿要求的真实,这就是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作者简介:童庭伦 男,镇江四中二(戊)班初中生,1968年10月下放丹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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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9-11-15 19:05:07 | 显示全部楼层
属于镇江的江北
颜礼生
1961年9月,我作为镇江第一中学六一届高中毕业,和镇江各中学共170名初、高中毕业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,在八号码头登船,目的地并不远,就在镇江对面的长江北岸:江苏省共青团农场(新民洲农场)。
其实我是第二批,去年8月25日,镇江第一批五百多名青年突击队已来到刚成立的农场。之后陆陆续续共有三千多人来此务农。
作为江南人,我以前并不知道江北还有一块地方属于镇江。
共青团农场位于江滩芦苇荡中,生活极其艰苦。芦苇荡里芦材多,我们所住的房子是芦材墙、芦苇顶,睡芦材床、垫芦材席,连坐的都是芦材凳子。每天的伙食是三六三,即早餐三两,中餐六两,晚餐三两(每市斤为旧制十六两)。艰难岁月副食品极少,常年吃的都是青菜萝卜大白菜。
为了让知青们从思想上扎根,农场领导每天组织学习,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艰苦奋斗的重大意义,我们开始垦荒,发誓要将一万多亩茫茫芦苇荡改造成良田。为了保证全场的生命财产安全,修筑江堤迫在眉睫,我们挑土筑江堤,大堤高达九米,顶宽三米,土方量极大。广大知青发扬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精神,不久,十多里长的环场江堤便拔地而起。
人的精神第一,我们只能凭劳动来改变现状。
知青们虚心学习,用一双手,两条腿,两个肩拼命苦干,我们开河修路,种小麦、玉米、山芋等农作物,向荒滩要粮食,以顽强的毅力、坚韧不拔的精神,一年又一年将最宝贵的青春时光献给了共青团农场。
1963年春,农场成立了农业科学试验小组,由于我工作踏实,平时认真好学,刻苦专研,被领导选为组长。在我的带领下农科组取得了很大成绩,例如,棉花亩产六百斤,山芋亩产七千斤,这两项都达到了当时国内的高产水平,农场也通过农科组所选育的良种大幅度地增产增收。
为此,我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赞扬。
1965年8月21日,我随吴信兰场长离开农场,参加江苏省农林厅组织的代表团去上海崇明、浙江慈溪等地考察学习棉花高产栽培技术。同行有东辛、临海、新曹、常阴沙、南通、如东等农场的场长及农业专家共三十七人。我又惊又喜,他们都是四、五十岁的人,我年龄最小,当时才二十五岁。考察团由省农林厅沈厅长亲自带队,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。
通过这次学习,我的专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,不久,就在农场担任农技员和分队长,数年后,我又被评为高级农艺师职称。
农场旧貌换新颜,转眼间,距我下放已近五十八年。
1978年后我们陆续上调返城,开始了新的人生。如今我们这些知青都已是古稀之年,回顾青春岁月,感慨万千,恍如隔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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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9-11-15 19:05:51 | 显示全部楼层
水乡秧事逢烟雨
—熊兴邦—
苏中里下河水乡,江南太湖水乡,沿江风光带水乡,芒种过后就是抢收抢种,先是“虎口夺粮”抢收割麦,接着就是水稻栽秧。每逢栽秧时节,总是阴雨连绵,烟雨朦胧。远山、绿树、村庄犹如淡淡的水彩泼墨画,近处新插秧苖,将田园染绿。蛙声阵阵,耕作刚毕的水牛,在水边、埂上,怡然啃着青草。
春雨是催耕的使者,白亮亮的春雨涨溢着的小河,滋润着树丛枝芽,飘洒在镜面似的水田,又如鞭丝,鞭策着飞奔而来的又一轮繁忙的季节。春雨带来的,是勤劳的脚步,丰收的希望。使人们昂扬而振作,以饱满而虔诚的热情,踏进烟雨苍茫的田野,开始了年复一年的忙碌。
在雨中拉耙整田的人,头戴斗笠,身穿起蓑衣,在空中不停地挥动鞭杆,赶着牛拉动水耙,奔向前去。犁耙水响,吟唱的是春天反复传唱的诗句。在这赞美诗般的吟唱中,一块块杂乱泥浪平整出来,一方方水田,如明镜之台,在原野中安静地迎接,迎接一个隆重的仪式。
栽秧,在苏中里下河,是作为一个盛大节日礼待的,这个节日能让人动心,让人憧憬。一到栽秧的季节,大人们就有一种莫名的快乐与兴奋,有一种激情在心里涌动。农村每年栽秧,都要把大姑、大妈,邻里亲朋请来吃“栽秧饭”。每年第一次插秧叫“开秧门”。人们认为稻是天赐地益水养,所以开秧门这天要举行祭家堂、拜土地、拜三官。祭后在田头插上用黄裱纸包裹的柳枝,表示已祭过土地了。开秧门要喝一顿“下田酒”或称“赤脚酒”、“开莳酒”。晚上请插秧手吃肉,坐上席。开秧门之日起,人们自禁夫妻同房,俗称“开秧门,关阴门”,以免亵渎秧神。拔第一把秧要背着太阳,口中念:“稻结秧,母抱子,母子安,多结子。”插第一行秧不能开口说笑。捆扎秧苗的稻草圈解下后不能随地扔,要随手埋在泥下。绝不能把秧莳到稻草圈内,民间叫“子不犯娘”。
天气晴朗的日子栽秧,身子还比较轻松。但栽秧的季节多是落雨天,肩上就得背上如龟壳的雨具,这种雨具是双层竹篾网夹着油纸。“男子挑秧女子拔,田夫抛秧田妇插。笠是兜鍪蓑是甲,雨从头上湿到胛。”栽秧的人们是辛苦的,那蓑衣经雨一淋湿就更添重量,龟壳的雨具背在身上也不自由。但雨天栽的秧容易成活,转青也快,所以,农夫还是喜欢在烟雨的日子栽秧,虽说辛苦,但只要有好的收成,人们心里也是很乐意。
“绿遍山原白满川,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鱼米之乡太湖的人们,对栽秧是很考究的,这是因为早在周康王年代(前1020-前996年)泰伯和仲雍,为让贤王位,就来长江中下游进行开发,泰伯和仲雍带来中原文化与农耕技术,因此种植水稻历史悠久。20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 太湖人们的栽秧,就进行“绳栽”。事前似在丈量那田的长短一样,用一米左右的篾条,在田的两头先打迹子,两人分别站在两头牵着绳线,绷直如墨斗线一样。这时两人手里都拿着一把秧,顺着那一根绳线朝中间栽。这样一行绿色的线秧就打好了。再移一次篾条,把绳那线移位再次绷紧,沿着那根绳线朝中间栽,顺着绳线又栽好一行绳秧,水田就隔成了一厢厢。就像在一张大纸上划出绿色表格,而在这些表格里装填内容。人站在里面,定好一厢栽几棵秧,然后就低着头一直栽下去。栽秧时,头低着,腰弯着,一手拿秧、分秧,另一只手不停地接过分出的秧苖,栽到田里去,一面栽,脚一面后退,随着手里的动作,头也跟着不停地点动。每一厢田中都有一个栽秧的人,苍茫的烟雨中,似一群人站在田里向大地不停地鞠躬。他们左手分得快,右手栽得也快,如蜻蜓点水一般,一行又一行,那白茫茫的水田很快地就绿了,如同绿色的地毯,描绘成锦绣江南。
里下河秧事记忆,太湖的秧事景观,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我真正参予秧事实践劳动的还是在象山大队。1962、1969年,两度下放至镇江象山大队,参加农业劳动,恰逢“布谷” 声声,割麦布谷。先是抢收割麦,接着就是抢种栽插。在栽秧初期,生产队长安排我割草修理田埂,或是在田间散撒有机肥,这种农活并不轻松,劳动强度也大。这种肥料就是人粪、猪粪混合河塘泥、青草沤成的,由于腐烂不透必须用手才能散撒均匀。一天下来累死累活,手要用香皂清洗几次,仍然有臭味,工分只有栽秧秧手的一半也不到。工分只有一半也就算了,当时最倒霉的是,插在上身口袋里的、高校解散前发的毕业证书,因急忙上工没有取下,而掉进粪水中。这在当时读书无用的时代也没有太多的怜惜,但在后来唯学历文凭时,这变色证书当然也发挥不了作用。当时我这个小伙子,只是决心要学会栽秧。
我学会了栽秧的农活,得感谢老农秦干荣夫妇,他们为人和善,助人为乐,秦干荣的爱人叫邦菊,对人热情。秦干荣不仅教我学会栽秧,又教我耘耥和识别稗草。稻苗长“眼睛毛”茎杆分节处有毛;稗草不长“眼睛毛”茎杆分节处光滑无毛。稗草与稻苗抢肥争阳光,长得粗壮葱绿,有白色的叶茎,而稻叶没有白色的叶茎。只要是粗壮葱绿的旁边,是枯黄矮瘦稻株,十有八九这粗壮葱绿的就是一株稗草。在后来的日子,老秦又教我编织鱼网,撒网打鱼,他手把手耐心地教会了我。
栽秧的那天,也是细雨迷蒙,田块刚让犁耙打磨过,关水不深不浅,泥褐活鲜,水亮活鲜。披着塑料雨衣,我偎依着老秦,他开趟插完第三行,叫我下田。其他秧手在我下趟,依次排列。老秦讲了要领,慢动作再演示插了一行,我认真地观看。然后只见他栽秧时,左手握一把秧苗,拇指和食指、中指负责把秧苗从秧把子中捋出来,每次捋出3、5根;右手连忙从左手中接过捋出来的秧苗栽下去。右手栽的时候,左手同时又将备栽的3、5根秧苗捋了出来,右手接过再栽。如此往返重复,动作自如,左、右手的配合达到了极致。
我一开始栽秧,秧行弯弯曲曲,有些东倒西歪,他教我行距、株距定位的法则及右手掌起水时,不拖泥,不带水的方法。于是我掌握了技巧。右手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从左手里把捋出的秧接过来,再用食指和中指把秧兜子夹住(注意两个指头),栽下去的时候,秧苗的梗子落在大拇指和食指相连的“虎口”里,这样栽下去的秧立得正,也容易成活。如果用大拇指和食指、中指的三个指头,把秧兜子栽下去。这样的栽法,秧苗的根部会“弯”成一个“烟斗脑壳”,秧苗也歪歪的,披头散发的样子,这样的秧,醒活慢。
栽秧,一般是从左边往右边栽。这时候,右腿在后面。按照一定的行距,一横行栽6窝。栽完后,按照一定的株距,左腿退一步,又从右边往左边栽。什么时候退,退哪一条腿,退多远,都是有讲究的,要与手的栽秧方向配合好。老秦总是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,看我栽得慢跟不上趟时,就帮我多栽几棵。使我永不落趟,也不会被下趟的秧手夹击“包饺子”。
漠漠水田,袅袅轻烟。纵横阡陌,布谷啼中人比肩。在水乡秧事烟雨期,我又读了唐·布袋和尚的《插秧诗》: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望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龙也退缩,虎也低头,当进则进,当退则退。“退步原来是向前”透露出的是谦卑能更高、退让能更远的宏观智能。从城市到农村,我的转折是“退了一步”,但我的技能与阅历,却向前迈进了。想到这里,我就乐观爽朗起来。几天后,在互相追赶中,我也成为熟练自如的栽秧手了。
几十年过去,让我庆幸的是,现在的农村,秧事简单多了,插秧机眨眼的工夫就把秧插好,再也没有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了。
作者简介:熊兴邦,男,镇江师专毕业,1969年下放到镇江市象山园艺场,1974年上调回城,现为镇江市作协会员,省作协会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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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9-11-15 19:06:54 | 显示全部楼层
第三章
征途漫漫
之二:潮起潮落
第一次接待外宾
吴天宝
奥克先生是在80年代初,一个闷热的夏天里,到我当时工作的海边农场来的。
我记得,奥克先生是一个和蔼、略带古板的老头。他是澳大利亚驻沪领事馆的领事,那次考察团的“头”。
对于奥克他们的考察,省里很重视,此前就派了一位处长来检查,还算满意。然而,为客人的那顿午餐,大家却费了脑筋。
我只得和县里联系,派了行政科长到几十里外的接待处去借餐具,还采办了不少西餐原料,又特地请来专做大菜的师傅。
谁知,客人出发之后,我接到电话,说是不安排西餐,改为中餐,并关照可以“简单”些。
这突如其来的变化,使我措手不及,“简单”反而变得不简单了。
我赶忙临时召集接待组的人开会,商量怎么办?省里来的那位30岁出头,和我一般大的年轻处长,这下可没辙了,急得团团转。他把我拽到一边,说,场长哎,你看这可怎么办才好呢?
县里来的那位大厨师听到这消息,早带着他那些刀啊叉的气呼呼走了;急赶急再到县里请厨师,是根本来不及的!一屋子的人都没了主张。
我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,她对我说,我就不信,这顿饭就做不好!我来主厨,今天就做一桌镇江菜,给这些老外尝尝,看看怎么样!
我知道我妻子平时的烹饪手艺是不错的,但从未招待过外国人。现在火烧眉毛,也只得这么办了……
我与奥克先生是在大会客室见的面。照例由我致欢迎词。也许这种内容千篇一律的“欢迎词”,客人听得多、习惯了吧,反正大家都默默的,脸上毫无表情。
不知怎么的,我一时竟忘了外事纪律,在致词末尾,竟夹了几句英语,于是立即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,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了起来。
中午,进餐厅之前,我的心又那么悬悬的了,总是有些担心。直到进去一看,才有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。
餐厅布置得比较雅致,餐具摆得也合乎规范,餐桌上一圈雕着各种花色的冷盘,当中一束红玫瑰正在盛开。菜全是地道的镇江菜,原料却是农场自己产的。这时的气氛依然非常热烈,大家的心情也很愉快。
我记得,席间有道菜开了奥克先生的一个玩笑。
那是大盘子里放的一只鸡,鸡的四周围着鸡蛋,象是母鸡在孵小鸡。奥克先生的秘书委婉地说,领事先生是不吃鸡蛋的。我告诉他,这鸡蛋并没有蛋黄。说着,我剥开壳。果然,没有蛋黄!
看来奥克先生觉得奇怪。他自言自语地,这鸡蛋怎么会没有蛋黄?天哪,真得是不可思议!他的翻译把他的话转述了一遍,并请我解释一下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一本正经的回答说,我们农场养的鸡,下的就是这种蛋,叫“无黄蛋”!
其实这道菜的做法很简单……
最后一道大菜上来了,是我妻子亲自端上桌的。描金漆器的托盘,古色古香的砂锅,揭开盖,下面衬的是碧绿的菜叶,中间堆放着淡黄的肉圆。荤素搭配、黄绿相间、热气腾腾。
我向奥克先生介绍,这是我们家乡的一道名菜,叫“清蒸狮子头”;在我们家乡,如果来了贵客,这道菜是必不可少的。
然而,在翻译的嘴里,却成了“狮子的头是经过水煮的”。
我听出了这个意思,但忍住了笑。还算不错,翻译接着又补充说,这仅仅是个比喻,其实是一道很可味的菜肴。
“啊!太形象了,简直太形象了!”奥克先生突然讲了句中国话。看得出,他很激动,激动得忘记了他外交官的身份。
这时,我的一位同事指指我妻子说,就是她,我们场长夫人亲自做的。奥克先生听了,先是一愣,接着站起来,举起高脚酒杯,对我妻子说:“尊敬的场长夫人!对于今天您做的你们家乡的菜肴,我由衷地表示高兴。谢谢您!”……
奥克先生回到上海之后,没几天就给我来了一封信。信是英文,打字机打的,他亲笔签的名。信上说,他对这次考察很满意,也非常愉快。他还说,特别是你们家乡的菜肴,太令人难忘了。信的旁边,是中文写的“狮子头”三个字,一笔一划的很认真。
后来,我有次回上海我父母家的时候,曾去领事馆看望奥克先生,遗憾的是,他已经任满回他的国家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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